自作自受？澳洲 ISIS新娘返國爭議

二月十七日，敘利亞東北部羅吉難民營。34名澳洲公民（11名婦女及 23名兒童）乘車前往大馬士革。她們在這個充斥伊斯蘭國（ISIS）意識形態的營地中已度過六年。然而，敘利亞政府在途中攔下車隊，拒絕放行。與此同時，坎培拉的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對媒體表示：「我母親會說：如果你自作自受，就要承擔後果」（if you make your bed, you lie in it），並重申政府不會提供任何協助。這場返國之旅，在啟程數小時後便止住了。

當一個自由社會的公民主動選擇背棄自由，她們是否仍然有資格享有自由社會賦予的權利？

很多人將此議題判斷為「人道vs冷血」的對立。法律專家稱「澳洲有義務讓公民返國」，人權組織強調「兒童是無辜的」。這些論點在法理上都對，但它們迴避了核心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價值觀與制度的根本衝突：這些婦女（至少部分）曾主動前往 ISIS控制區，而 ISIS的政治目標是推翻世俗民主、建立神權國家。她們的選擇，是對澳洲憲政體制的根本性否定。

這跟政教合一很有關係。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在《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中分析早期伊斯蘭建國歷史時指出，穆罕默德的「宗教意識形態一旦釋出，會產生無可阻擋、創建權威更集中體制的動力」。他成功地「把一個新的社群，提升到親屬關係之上」，取代了原有用來限制權力的規範。當這種規範被突破後，「可以有效制衡新興國家權力的規範就所剩無幾」，社會「只能向專制國家巨靈進發」。

歷史上的基督教神權政治同樣如此。政教分離不是某個文明的天賦特質，而是經過數百年血腥衝突才艱難達成的制度成就。問題在於：ISIS所代表的，正是這種將宗教與政治合一、摧毀一切制衡機制的極端政治神學。

更值得探討的是澳洲政府的實際作為。在這 34名試圖返國者中，政府僅對一人發出「臨時排除令」（temporary exclusion order，TEO），理由是其餘人「未達法律門檻」。但所有人的背景高度相似：同一營地、同一組織、同一「宣告區域」。反對黨的質疑極具殺傷力：「如果這批人都曾在 ISIS控制區生活、支持恐怖組織，為何只有一人符合安全威脅標準？其餘 33人就沒問題？」

內政部長伯克（Tony Burke）的解釋更令人費解。他表示，這批人能夠申請並獲發澳洲護照，因為「任何公民若申請護照，都會獲發護照，就如同公務員處理申請醫療保險卡一樣，這些都是由公務員執行的自動化程序」。這段話暴露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一方面，TEO的法律門檻很高，需要明確證據證明當事人構成國家安全威脅。若證據不足卻強行發 TEO，就是違反法治，會被批評為政治迫害。另一方面，公民權利的「自動化程序」本身成為漏洞——任何澳洲公民，無論曾做過什麼，只要技術上仍是公民，就能自動獲得護照。

但更令人不安的是 TEO機制本身的設計。根據澳洲反恐法律，臨時排除令表面上只能禁止 14歲以上的公民入境最多兩年。但是，法律專家指出，這個「臨時」可以永續。雪梨大學法律學者艾榮教授（Helen Irving）表示，法律並未禁止在第一個 TEO到期後立即發出第二個 TEO——「這使得公民返回自己國家的權利，變成需要部長許可的特權。在我看來，這違反了公民重返自己國家的基本憲政權利。」換言之，澳洲政府理論上可以無限期禁止本國公民返國，只需每兩年更新一次排除令。

其實，2022年高等法院曾裁定政府不能剝奪公民身份作為懲罰——因為懲罰只能由法院下令，而非政府。香港人與臺灣人對此應不陌生：當法治無法對付那些以法治為武器的人時，自由社會的防衛機制往往顯得軟弱無力。

有人會說：把孩子帶回澳洲，遠離營地的極端環境，問題不就解決了嗎？邦迪海灘襲擊事件粉碎了這個天真的幻想。兒子施襲者在澳洲出生、在澳洲成長、接受澳洲教育，卻仍然發動了造成 15人死亡的恐怖襲擊。這個案例證明：在自由社會成長並不會自然導向對自由價值的認同，教育和融合計劃也無法解決一切問題。

真正的問題在於：極端思想的傳播早已透過社交媒體、加密通訊、小圈子社群傳播。網絡激進化是當代極端主義最可怕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