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快破產的企業，向澳洲索償數十億

上個月，嵐橋集團在華盛頓的一個國際仲裁機構正式對澳洲提出訴訟，要求賠償澳洲政府試圖強制終止其達爾文港 99年租約所造成的損失。代理此案的律師估計，若仲裁庭裁定澳洲違反中澳自由貿易協定，賠償金額可能高達數十億澳元。

這個數字足以令人頭皮發麻。但在細讀嵐橋的財務狀況之後，這場官司的真實面目，其實是一個充滿黑色幽默的故事。

嵐橋的母公司山東嵐橋集團，早在 2024年初已對一批五億人民幣的債券違約。其澳洲子公司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PwC）隨即在財務報告中發出罕見的警告，指「母公司若無法重組債務，可能觸發破產事件」，並對子公司「持續經營能力」表示「重大疑慮」。換言之，就在嵐橋高調向澳洲索償之際，它的母公司正忙於向債主解釋自己還能不能繼續營業。

一家快要資不抵債的企業，狀告一個主權國家索討數十億——這不是什麼地緣政治角力，這是一張最後的籌碼。

達爾文港的故事，要從 2015年說起。當年，北領地政府以公開招標方式，將達爾文港的 99年租約以 5.06億澳元售予嵐橋。交易完成時，國防及安全部門並無反對，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亦毋須介入，因為交易規模未達審查門檻。其後多次安全覆核，同樣未發現問題。

唯一公開表示不滿的，是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達爾文港附近常年有數千名美軍海軍陸戰隊員駐紮，他致電時任總理譚保表達憂慮。但澳洲政府的回應，是繼續放行。

到了 2024年，局勢已截然不同。嵐橋母公司債務危機浮面，北領地政府罕有地去信嵐橋，要求提供能否履行財務責任的資料，並公開表示正在「覆核自身權利」。按達爾文港的租約條款，若嵐橋觸發違約、60日內未能補救，第三方將被委任出售港口；若18個月內未能完成出售，北領地政府有權直接終止租約，並向財務方支付賠償。

換言之，澳洲本來有一條幾乎不需要付出任何政治或法律代價的路徑：等待嵐橋自己違約，讓合同機制自然啟動。

但阿爾巴尼斯政府選擇了另一條路——在 2025年大選期間，總理與當時的反對黨黨魁杜頓雙雙承諾，以「國家安全」為由主動強制終止租約，將港口交還澳洲。這個承諾政治上悅耳，法律上卻把澳洲置於中澳自貿協定的風險之下：若政府不能證明此舉符合「非歧視性」原則，亦即對潘國投資者與澳洲投資者一視同仁，仲裁庭便可能裁定澳洲違約。

正是這個選擇，給了嵐橋提告的空間。達爾文港以外，同樣的劇情以另一種形式在西澳上演。北方礦物公司（Northern Minerals）是一家 ASX上市的稀土開採商，去年被列入澳美 85億美元關鍵礦產協議的潛在供應商名單。財長查默斯兩年前已以國家安全為由，命令五個與潘國有關聯的股東出售持股；但這些投資者將股份轉讓至關聯方，變相規避命令。公司董事局向FIRB舉報，FIRB再次向查默斯提出關注，查默斯於是在本月發出第二輪出售令，今次點名六方：北京浩瀚投資集團、香港盈德有限公司、Real International Resources、Qogir Trading & Service，以及自然人叢傳有與林中雄，合計持股 17.6%。

這六方中，三個設於潘國，兩個在香港，一個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從結構看，這是一套相當典型的跨境持股分散安排。

兩個案子放在一起，說明的是同一件事：澳洲的外資審查制度，長期在「引進投資」與「保護安全」之間搖擺，留下了大量可供鑽空子的縫隙。達爾文港是2015年的漏洞，現在要用可能數十億的代價去修補；北方礦物公司是 2024年的補漏，結果第一輪補漏本身又被規避，需要第二輪。

潘國資本的滲透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它是一個漫長的、耐心的、利用制度縫隙的過程。而澳洲每一次補漏，都比上一次付出更高的成本。

肖千大使今年一月說，若達爾文港被強制收回，「潘國政府有責任保護潘國企業在海外的正當利益」。這句話，在一家母公司已債券違約的企業面前說出，其實透露的信息很清楚：這已不只是一場商業糾紛，而是一場由北京支撐的地緣政治博弈。嵐橋的籌碼是時間和法律程序；北京的籌碼是貿易關係。而澳洲，正在學習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條不太貴的出路。

只是這條出路，本來可以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