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魚薯條女孩的逆襲

當澳洲人笑稱韓森（Pauline Hanson）是「炸魚薯條女孩」時，多半以為她只會在政壇邊緣徘徊；但今年的民調告訴我們，這句玩笑話正在變成政治符號。五月大選時，一國黨（One Nation）僅拿到 6.4% 初選票，如今多項民調把它推上 11%–14% 區間；Resolve 的最新結果甚至顯示，一國黨以 12% 的第一偏好票，略壓綠黨的 11%。若這個走勢在選舉日重現，一國黨不只是「眾院陪跑」，還可能在眾議院撬開席位。這種右側邊際的位移，在英國也有回聲：法拉奇（Nigel Farage）靠反菁英與移民焦慮重奪話語權——差別只是，澳洲的強制投票與中心選民結構，讓一國黨必須跨過更高的「可信執政」門檻。

為何此刻？民意的底色，是對未來的悲觀。RedBridge／Accent在九、十月的追蹤發現，一國黨支持者中高達 78%認為「下一代會過得更糟」。這不只是荷包焦慮，而是對「現代化方向」的抵抗：當能源、住房、醫療、治安被串成一條情緒鏈，人們對體制普遍失去信任。移民正是這條情緒鏈的樞紐。四千多名受訪者的全國性選舉合作調查顯示，60%認為移民數量「太多／遠遠太多」；在民粹右派的合併樣本（含一國黨）中，比例更到 90%，其中約七成直指「遠遠太多」。當租金飆升、住房短缺成為日常語彙，反移民的直覺答案就顯得「最能解氣」。

這一波回潮，首當其衝的並非工黨，而是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大敗之後原本就有「再下探」的調整期，利蘇珊（Sussan Ley）接手黨魁，試圖把品牌拉回女性與中間選民；但右側票源正被一國黨抽走。選後期追蹤民調已見端倪：在關鍵邊緣選區，韓森的淨好感曾一度略高於達頓（兩者仍在負值）。到今天，新一輪 Newspoll的訊息也很一致：工黨兩黨偏好 57–43領先，聯盟黨的流失幾乎被一國黨吃下。民調師森馬拉斯（Kos Samaras）直白總結：當移民或治安被放大，並不會擴張保守陣營的「總盤」；它只是激動右側、同時鞏固進步陣營，最後造成右派更碎裂。

自由黨真正的困境，是「如何在不丟中間的同時，堵住右側的破口」。這不單是對手坐大，也是黨內定位的拉扯。利蘇珊的政治直覺近似英式「溫和保守」——以治理與品格修復，贏回對制度疲乏的都市選民；但在黨內，黑斯廷（Andrew Hastie）所代表的保守派期待，則是更明確的價值對抗與安全優先。當兩條路線缺乏清晰整合，操作上就容易「兩面不討好」：要中間，右邊不買單；向右靠，中間轉身離開。加上小黨撕裂選票，聯盟黨的 30%關卡愈來愈像一道心理與組織的雙重門檻。

回到一國黨本身，它的天花板並非看不見——歷史包袱仍在，在都市與多元選區的擴張力有限；澳洲的強制投票也讓「情緒動員」難直接轉換成「治國授權」。但在一件事上，一國黨跑得比傳統政黨快：用簡單歸因對接複雜焦慮。通膨、租金、急診等候、校園治安、社區變遷……每一個切片都能被包裝成「菁英失靈」的證據鏈，最後導向政治上易操作的解答——收緊移民、縮表政府、懲罰「不守規矩的人」。當主流政黨缺乏一個讓人「立刻明白」的生活敘事，民粹就在語言層面勝出。

英國案例因此值得戒慎。法拉奇以簡短、有力且帶怒氣的話術重排議題順序，並非因他有最佳政策，而是他提供了最短的情緒通道。澳洲與英國制度不同，但語言的物理學相通：當右邊用「清晰的怒」，中間若仍以「複雜的理」回應，選戰語境就不在同一平面。自由黨若只在政策細節上與工黨拉鋸，卻不重建一個能被聽懂、願意跟隨的價值敘事，那麼一國黨就會持續從邊緣吸走氧氣。

至於工黨，眼前的優勢更像是「對手的禮物」而非「理念的勝利」。兩地的中左翼都在同一道考題上被追趕：如何在維持財政可信度的同時，讓年輕與工薪階層真的感到「生活變好了」。英國在財政緊束與公共服務崩壞之間兩頭落空；澳洲則在生產力停滯、住屋失衡與福利項目（如 NDIS）失控之間拉扯。若落差長期存在，選民就會尋找新的出口「表達不耐」。一國黨能否把聲量變成穩定選票，某程度取決於工黨能否兌現一份「住屋新社會契約」；而自由黨能否把右側拉回來，則看利蘇珊與黑斯廷之間能否形成一種既守價值又可治理的整合。

如果右翼困在身份危機，左翼則困在信任危機。真正的問題不是「誰會贏」，而是「還有多少人相信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