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浪潮，澳洲公平工作委員會大喊救命

二月十八日，澳洲公平工作委員會主席哈徹大法官（Justice Adam Hatcher）在墨爾本維多利亞州大律師公會發表演講。他向在場法律專業人士披露了一個細節：他曾親自測試 ChatGPT，扮演一名無理申訴人。十分鐘之內，ChatGPT為他準備好一份虛構的解僱申訴，編造了一個「基本上是虛構的故事」，並預測他可獲 15,000至 40,000澳元賠償。這宗案件，按他提供的事實，根本不具備合理勝訴前景。這個場景的反諷之處在於：委員會主席要親自落場測試，才終於明白為何委員會正被申訴案件淹沒。

澳洲素以「工人天堂」著稱——最低工資全球數一數二、年假病假法定保障、解僱程序受嚴格規管。公平工作委員會是這套制度的核心機構，職能類似香港勞工處，但權力遠比勞工處強大。它不只是登記投訴的窗口，而是一個擁有完整司法功能的獨立仲裁機構，有權裁定解僱是否公平、調解勞資糾紛、制定最低僱傭標準，甚至為零工經濟工人訂立保障。委員會的裁決對僱主具有約束力，拒不遵從可被法院強制執行。曾被公平工作調查署追討欠薪、連鎖特許經營商及董事總經理合共被罰逾 13萬澳元的臺系手搖飲品連鎖日出茶太，應該相當清楚。

正因如此，澳洲商界長期批評委員會「向勞方傾斜」。僱主普遍認為，委員會的制度設計，尤其是舉證責任倒置和極低的申請門檻，讓企業動輒被申訴纏身，即使最終勝訴，也已付出沉重的時間和法律成本。這個積怨已久的張力，在 AI浪潮衝擊下，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爆發。

公平工作委員會的「正常」年均案件量約為 30,000宗。2023至 24年突然跳升至 40,190宗，2024至 25年再升至 44,075宗，2025至 26年預計達 50,000至 55,000宗。哈徹坦言：「這一增長趨勢毫無放緩的跡象，我們完全不知道新常態將是什麼。」

但最能說明問題的，不是總案件量，而是一組統計脫鉤現象。過去，解僱申訴數字與失業率高度相關——裁員宗數多，申訴自然多；就業好，申訴自然少。但從 2023年起，這個歷史關聯突然脫軌。澳洲失業率一直在 3.6%至 4.3%之間徘徊，但被解僱者選擇提出申訴的比例，卻從 2024年二月的 75.6%，跳升至 2025年二月的 84.4%。改變的不是外部就業環境，而是更多解僱者決定申訴。而申訴比率增多，與 ChatGPT於 2022年十一月面世的時間，不謀而合。

哈徹承認，AI工具對普通工人而言有其正面價值——能在幾分鐘內告訴一個對法律一無所知的被解僱者，有公平工作委員會這個機構存在、有 21天申請期限、有什麼補救途徑。這是司法獲取的進步，本身無可厚非。

問題在於，AI同時降低了「這宗案件是否值得提告」的評估門檻。當 ChatGPT不只告訴你有權利提告，還主動為你捏造一個「合理」的故事、預測你能獲得的賠償金額，它扮演的已不是一個中性的資訊工具，而是一個沒有執照、不負責任、卻極具說服力的「法律意見提供者」。

具體情況比哈徹模擬的更離譜。一名電工於 2022年主動辭職，卻在兩年半後根據 ChatGPT的建議提出解僱申訴，引用了並不存在的法律條文；委員會副主席裁定申訴「完全毫無根據」，斥責當事人「無謂地浪費了委員會和僱主的資源」。一名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幼兒工作者，用 ChatGPT回覆僱主的解僱警告信，委員會委員認為這份 AI生成的回覆反而令她的案件更加薄弱。更諷刺的是，連僱主也未能倖免——墨爾本西部健康在抗辯申訴時，引用了委員會認定「根本不存在」的判例，很可能同樣源自生成式 AI。AI互相胡謅，猶如「龍蝦」聊天室一樣。

不過，若把所有問題歸咎於AI，則失之片面。AI是催化劑，但問題早已存在。

澳洲的一般保護（General Protection）法律有一個極具爭議的設計：舉證責任倒置。僱員只需證明自己曾行使工作場所權利（例如向僱主提出投訴）便可提出申訴；其後法律假設僱主的行動出於相關原因，由僱主自行反駁。申請費僅 89.7澳元，賠償卻無上限。澳洲資源與能源僱主協會形容，這套法律的運作方式是「披著勞工法律外衣的勒索」。即使沒有 AI，這個制度設計已是滋生無理申訴的溫床；AI的出現，只是把這個荒謬制度推到極緻。

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是哈徹花了相當篇幅討論 Milford案。2020年，聯邦法院全席判決要求公平工作委員會在召開調解會議之前，必須先裁定申請人是否確實「被解僱」——這個本應只是程序前置步驟的裁定，可能需要兩天聆訊和五十頁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