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最低的生產力增長：澳洲為何要進行五大改革調查？
如果說澳洲政府近年來有哪一份政策文件真正值得全民關注，那就是 2025年中將陸續公布的五項「生產力調查中期報告」。它們的目標不是為了整理學術論文、不是為了消化統計資料，而是直面一個關鍵問題：為何澳洲的經濟效率正在急速下滑，導致國民收入增長放緩、生活成本上升、社會支出失控？
根據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發表的報告，這場調查正是回應澳洲在 2015–2024這十年間創下的「生產力增長歷史新低」——而事實上，真正敲響警鐘的，是下圖這條數據曲線。
在這份被稱為《Growth Mindset》的報告中，圖表四（Figure 4）呈現了一張簡單卻令人不安的圖表：自 1960年代以來，澳洲每十年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增長（即每工時的產出），由最高峰的 2.4%，一路下降至 2015–2024年僅剩 0.4%，是整整六十年來的最低紀錄。
這不只是統計意外。根據生產力委員會的估算，若我們能將這個增長率拉回長期平均（約 1.6%），到 2035年，全職工作者每年將多賺 14,000澳元。但問題在於：當生產力趨近停滯，收入也跟著原地踏步，政府稅收受限，福利支出卻在上升，澳洲將面臨「增長與分配雙困境」。
那麼，我們為什麼走到這一步？
2024年十二月，聯邦財長查默斯（Jim Chalmers）根據《生產力委員會法》第 2與第 3部分，要求展開五項生產力調查，涵蓋五大改革支柱：
建立更具活力與韌性的經濟
培養具技能與適應力的勞動力
善用數據與數位科技
提升照護服務的品質與效率
投資廉價、潔淨能源及推動淨零轉型
這些方向本身都沒有問題，甚至可說是相當務實。但若我們不正視背後更深層的歷史與結構性問題，這些改革終究會淪為「五年報告循環」的又一章節。要真正找出癥結，就必須從歷史的角度檢視：過去生產力的高峰與低谷，是怎麼發生的？
1970年代：石油危機與公部門膨脹的雙重打擊
1973年全球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澳洲亦深受其害。通膨飆升、經濟陷入停滯，政府為穩定就業與物價，不斷擴張公共部門與轉移支付。當時的策略雖有政治合理性，卻也導致官僚膨脹與資源錯配，生產力陷入低迷。圖表上，1975–1985年的平均增長率僅有 1.1%，正是這段政策迷航的寫照。
1990年代：改革黃金期下的效率飛躍
與此相反，1990年代初期的經濟衰退（1990–91）反而催生了澳洲近代最具深度的結構改革浪潮。從國企私有化、浮動匯率、稅制現代化、競爭法修訂，到勞動市場彈性化，一系列改革促成 1995–2005年間的勞動生產力重回 2.2%水準。這是澳洲經濟最接近「先進製造強國」路徑的一段時間，亦是回顧最值得驕傲的十年。
2010年代之後：靠礦吃飯的懶惰經濟學
2000年代中後期，潘國對澳洲鐵礦、煤炭、天然氣的巨量需求，讓出口與稅收大增。但這種「資源紅利」過於輕易，反而成為改革的阻力。企業不投資新技術，政府靠賣礦收稅，補貼社會、擴張照護體系，卻忽視效率與結構轉型。製造業萎縮、服務業膨脹、非市場部門比重上升——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 2015–2024年間的「年均 0.4%生產力增長」困局，亦是圖表四中最慘淡的一段。澳洲變得像個揮霍祖產的二世祖，一面享受礦產收入，一面失去創造價值的能力。
歷史不是命運，但政策是一種選擇。當生產力曲線從斜坡變成平地，意味著未來的生活水準、稅收空間與公共服務品質，都將失去上升的動能。接下來的五大改革調查是否能扭轉頹勢？問題不只是技術設計，更是政治意志與價值排序的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