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國家，還幸運嗎？

澳洲 AAMI保險公司最近推出了一個新廣告系列，用一句話概括了整個創作理念：「當幸運國家不那麼幸運，幸好你有 AAMI。」廣告找來奧美廣告操刀，畫面是冰雹砸車、喜鵲俯衝、消防花灑突然噴水——一幕幕澳洲人耳熟能詳的生活倒霉相。廣告幽默，叫人會心一笑。但笑完之後，細想一下，又覺得有點苦澀。

「幸運國家」（the lucky country）這個說法，原來出自霍恩（Donald Horne）於 196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只不過，幾十年來澳洲人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卻幾乎從未察覺霍恩的本意是一句諷刺。他的原話是：「澳洲是一個幸運國家，由二流人物管治，卻跟著運氣一起好運。」他批評的，是這個國家的繁榮從來不是靠制度優越或政策高明掙回來的，不過是坐享資源天賜、歷史機遇，從未真正「賺到」自己的好日子。

六十年過去，霍恩的諷刺已被澳洲人徹底消化成一句自我吹捧，成了旅遊廣告、政治演說、啤酒罐上的金句。AAMI的廣告人大概也是帶著同樣的幽默感，把這句話借來用一用——當壞運氣來臨，至少還有保險公司兜底。

問題是，今天澳洲人面對的，已經不再只是擋風玻璃被冰雹砸碎那種小倒霉。

澳洲國立大學（ANU）最近發表的一份民調報告，調查了3,662名澳洲人，結果令人警醒：澳洲人對生活的滿意程度，目前低於新冠封城時期。首席研究員比德爾教授（Professor Nicholas Biddle）說，澳洲人向來有一種「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樂觀心態，但這種根深柢固的樂觀，在當前的局勢下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且消失的程度，比疫情期間更深。

數字層面更加觸目。近五分之三的澳洲人認為，五十年前的生活比現在好；差不多同樣比例的人，預計五十年後的生活會比現在差。至於下一代能否過得比自己更好，悲觀者與樂觀者之間的差距已擴大至 46個百分點，2008年時這個差距僅為19個百分點。換言之，在短短不到二十年間，澳洲社會對未來的集體想象，從審慎樂觀滑向了深度悲觀。

與此同時，有 34.9%的澳洲人表示，以現有收入應付日常開支存在困難，創下這項調查的歷史新高。更弔詭的是，儘管目前失業率只有 4.3%，卻有 26.8%的受訪者擔心失去工作——這個比例，與 2020年疫情最嚴峻時期相若。換言之，澳洲人不是因為真的失業而恐慌，而是在相對穩定的就業市場下，依然感到朝不保夕。這種焦慮，是一種更深層的制度不信任，而非單純的經濟困境。

調查的時間背景同樣重要。這一波民調在今年三月進行，正值美國、以色列與伊朗衝突升級、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油價飆升之際。這場地緣衝突，已直接衝擊澳洲的燃料供應和日常物價。對一個九成以上液態燃料依賴進口、國內戰略儲備僅夠數十天使用的國家而言，霍爾木茲海峽的每一次波動，都不是遠在天邊的國際新聞，而是每一個司機、每一個家庭的口袋問題。

在這個背景下，阿爾巴尼斯政府正面臨著一個幾乎無解的財政困局。一方面，燃料危機帶來的連鎖壓力需要政策回應；另一方面，預算空間已極為有限。工黨政府在正常時期若要節流，往往考慮削減國防開支——但在當前地緣政治高度緊張、AUKUS協議需要維繫的形勢下，這條路幾乎不可行。

於是，NDIS（國家殘障保險計劃）成了政府不得不動的一塊。

這個計劃原本是工黨引以為傲的旗艦政策，與國民醫療保險（Medicare）並列為澳洲福利國家的兩根頂樑柱。然而，由最初預計的 46萬受益人，膨脹至今天的 76萬人，每年開支已達 500億澳元，增速持續在 8%以上。塔爾博特·米爾斯研究公司最新的民調顯示，在各項政府支出項目中，NDIS被澳洲人評為「最不物有所值」的一個：Medicare獲 79%受訪者認為物有所值，NDIS只得 42%。更有 61%的受訪者同意，這個計劃「已經爛掉，而且耗費過多」。

民意如此，工黨便找到了政治上的掩護，可以對自己一手設計的計劃動刀。前黨魁、計劃始創人之一的索頓（Bill Shorten）也公開表態，主張把責任推給「騙徒、欺詐者和罪犯」，而非殘障人士本身。政府目前正考慮將 NDIS年增長上限從 8%壓縮至 5%，並在預算案中正式落墨。

這一切，指向一個澳洲人開始不得不正視的現實：所謂幸運，從來都不是永久保障，而是一種必須不斷維護的條件。霍恩在六十年前已經說清楚：當一個國家的繁榮只靠運氣支撐，而非靠制度、靠政策、靠艱辛的集體選擇，那麼當運氣轉向，代價是所有人一起承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