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的福利陷阱：用移民補貼，再把移民推開

五月十二日，聯邦財政部長查默斯（Jim Chalmers）將宣讀本屆工黨政府的第四份預算案。外界的目光，大都落在能否扭轉連續赤字、能否壓住通脹、能否為「生活成本危機」提供更多紓困措施。但在這些熟悉的政治語言底下，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正在悄悄成形，而查默斯幾乎肯定不會正面觸碰它：澳洲的福利體系，正在走一條自我矛盾的路。

《澳洲金融評論報》首席經濟編輯基浩（John Kehoe）上月底的長篇報道，用了一個令人難忘的說法：澳洲正在「漫不經心地滑入歐洲魔咒」——高稅、高福利、低增長。數字確實觸目驚心：聯邦開支在工黨執政三年間，從佔 GDP的 24.3%急升至 26.9%，折算每年額外超過 700億元的政府支出。國債將於數月內突破一萬億元。NDIS單項開支已達 520億元，年增長逾 10%，超過國民醫保 Medicare與藥物福利計劃的總和。

但基浩的文章有一條線沒有拉出來。而這條線，才是整個困局最值得討論的。

澳洲的福利擴張，在財政上依賴一個隱含的補貼機制。財政部早在 2021年已有明確研究——技術移民的終身財政貢獻，平均高達正 319,000澳元；而一個普通澳洲人，終身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是負 104,000澳元。換言之，澳洲福利體系能夠維持運轉，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技術移民持續繳稅來補貼本地人的福利消耗。

這個補貼機制，建立在一個隱含前提上：技術移民來了，就會充分就業，充分納稅。問題是，這個前提正在兩個方向上打了折扣。

第一個方向，是職場的隱性壁壘。學術研究早已記錄：近四分之一的永久技術移民面臨技能錯配，在低於其資歷的崗位工作。語言口音被挑剔，海外學歷被輕視，本地工作經驗的缺乏成為一道說不清道不明的門檻。一個在香港做了十年金融分析的人，在雪梨可能只能從事兼職行政工作——不是因為他的能力不夠，而是因為招聘市場有一套本地人心照不宣的篩選機制。這是大寳在另一篇文章裡詳細討論過的「隱性契約」問題，不贅。

第二個方向，是福利誘因的改變——而這是很少人正面談及的。

澳洲統計局的數據，揭示了一個較少人注意的結構性問題。在 2019至 20財政年度，技術移民領取失業救濟的比例，不論居澳年期長短，都穩定在 7%至 8%之間——幾乎不隨年份而變動。這個比例雖然低於整體澳洲人口的 13%，但對於一批以高技術、高學歷為入境條件的移民群體而言，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數字。

更值得注意的，是技能使用的問題。在持有技術簽證的主申請人中，雖然 86%在抵澳前已持有非學校類資歷，但其中只有 72%在目前的工作中實際運用了那項資歷。換言之，近三成技術移民帶著被審核過、被確認有需求的專業能力來澳，卻在從事與其專業不符的工作。這不是個人選擇，而是市場對他們所發出的訊號。

一個從香港或臺灣移民來的專業人士，在原居地「去領綜援」是一個帶有很強社會烙印的選擇。家人會知道，鄰居會知道，自尊心會受損。但在澳洲，JobSeeker已逐漸去污名化——正是因為福利受益面愈來愈廣、受益者愈來愈不集中於真正有需要的群體。當一個人在職場屢屢碰壁，又發現身邊的澳洲人領各種補貼視為理所當然，理性人的計算會慢慢改變。

這組數字背後的機制，值得認真思考。技術移民在原居地習慣的，是按能力取酬的勞動市場邏輯；但在澳洲，當市場持續給出錯誤的訊號——你的資歷在這裡不值那個價——理性人的反應，可以有兩種：繼續降格就業，或者重新計算福利與工作之間的取捨。這是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命題：制度誘因塑造個人選擇。如果一個社會的福利門檻愈來愈低、覆蓋面愈來愈廣、污名化程度愈來愈弱，那麼選擇暫時依賴福利而非繼續在困難的就業市場掙扎的人，必然會增加——不論他們的原籍是哪裡。

把這兩條線放在一起，整個圖景就變得相當令人憂慮。澳洲一邊擴大福利覆蓋面，依賴技術移民的稅收貢獻維持財政可行性；另一邊，職場的隱性壁壘令技術移民無法充分發揮，而福利制度的擴張又逐漸改變移民的行為誘因，將部分人推離貢獻的軌道。財政部的樂觀預測——技術移民終身貢獻正 319,000元——依賴的前提，正在被政策的另一個方向緩慢鑿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