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牆：當澳洲大學的「隱性歧視」遇上失靈的申訴機制

如果你在澳洲的大學待過一段時間，或多或少都見過這些畫面：課室裡座位自動分區，白人同學坐一邊、亞裔學生聚成一塊；老師對不同學生的回應長短有別；談到某些文化或政治話題時，有人以「隨口一問」試探他人的身份邊界。公共廣播機構 SBS中文最近的報導，把這些看似瑣碎的場景連成一幅完整圖像：真正讓人抽離的，往往不是一次赤裸裸的辱罵，而是千百次「可以否認」的微侵害（microaggression）——它在日常堆疊成一道看不見的牆。報導還點出另一個關鍵：即使感到不公，許多國際學生最後選擇沉默，因為他們不確定去哪裡申訴、擔心英文敘事不夠精準，更害怕過程會牽動成績，甚至影響簽證。這不是個案，而是結構。

今年八月，澳洲人權委員會（AHRC）把這個長年的爭議正式端上檯面，啟動全國性的 Racism@Uni 調查。按照官方說法，這是澳洲史上規模最大的校園種族主義研究之一，對象涵蓋 18歲以上的在校學生與教職員，於八月十一日當週透過各大學電郵發出匿名問卷；完成問卷者可參加禮券抽獎。這項調查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整個研究計畫的一部分：除了問卷，還包括焦點小組、政策稽核與文獻回顧，由澳洲國立大學（ANU）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POLIS）受委託執行，結果與建議預計在 2025年十二月提交政府與各大學。幾個關鍵字很重要：匿名、同時面向學生與教職員、兼看人際與結構性層面、混合方法。

SBS中文的受訪者提供了具體情境：老師對華語背景學生的回應較短、課堂社交自然分區、以閒聊包裝的敏感提問……這些細節的力量，在於它們難以被單一事件定義為「歧視」，卻在累積中造成實質排除。語言、文化熟悉度與教學方法確實會影響互動，但當結果呈現系統性的差距（誰被發問、誰被追問、誰被忽略），我們就不該只把它當作個人溝通風格，而要把鏡頭拉遠，看見權力關係、評分權、簽證風險、與教學評鑑體系如何彼此勾連。這也是為什麼，今年的全國調查特別把「人際、旁觀者、制度與結構性種族主義」都放進問卷設計；如果你的研究問題只問「你是否遭遇過種族歧視？是／否」，你永遠抓不到被忽略的細節。

要理解這一輪討論的份量，我們得回頭看去年十二月的人權委員會中期報告。當時的結論很直接：人際與結構性種族主義在澳洲大學「普遍且根深柢固」。受影響的群體並不單一，包括猶太、穆斯林、巴勒斯坦與阿拉伯、非洲與亞洲背景學生與教職員，以及原住民群體。報告同時指出三個「推不動」的癥結：第一，申訴機制不被信任——流程冗長、資訊難找、結果缺乏可預期性；第二，紙上政策與現場實作的斷裂——各校的反歧視文件漂亮完整，但當事人的體驗卻是另一回事；第三，「種族素養」不足（racial literacy）——連如何描述歧視、如何界定結構性不平等，都缺少共通語言。這三點，正好對上我們在課室裡看到的症狀。

尤其是國際學生。中期報告與第一線的經驗幾乎一致：社交孤立與支援不足，使他們更難在第一時間辨識並說出不公；另一方面，被當作「金鵝」的感受在多所院校出現——學費收入與學生服務之間的落差，成了不信任感的背景音；最麻煩的是，學業評分與簽證風險被當事人視為「不敢申訴」的主要原因。當你知道投訴可能拉長流程、影響指導關係、甚至被貼上「難搞」標籤，你最理性的選擇，反而是沉默。

那麼，Racism@Uni今年的全國調查能解決什麼？至少，它做對了兩件事。第一，把教職員納入樣本。在大學裡，導師與系主任的角色，同時握有評分與資源分配的權力，若只問學生而忽略教職員的感受與行為規範，就抓不到整個權力網絡。第二，把方法學變成訊號。問卷結構明確涵蓋人際、旁觀者、制度與結構層面——這本身就在向各校傳遞訊號：微侵害不是瑣事，旁觀者不是路人，制度不是中性的背景板。真正的考驗，是各校如何把「方法」翻譯為「治理」：讓回應公平與文化安全，進入教學與資源配置的指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