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怨懟者到狡猾者：伯吉斯、潘國與澳洲社會的隱形戰線

每年一度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洛伊講堂」（Lowy Lecture），向來是澳洲政經圈的年度大戲：前總理、外長、大企業家輪流上台，替這個國家勾畫來年的大局。今年站在雪梨市政廳舞台上的，卻不是政客，而是澳洲安全及情報組織（ASIO）總監伯吉斯（Mike Burgess）。這位工程師出身、童年隨父母從英國移民阿德萊德、曾在國防訊號局與澳洲電訊公司（Telstra）打滾多年的情報官，一向不愛出風頭，卻在這個夜晚，向滿場聽眾丟出一句足以載入史冊的警告：至少有三個國家，既有意願、亦有能力在澳洲本土實施致命襲擊——說白一點，就是暗殺他們眼中的「異見人士」。

伯吉斯不是那種為了政治效果而誇張用字的官員。相反，他整場演講的結構相當「工程師」：先把威脅拆解成幾個類別，再逐一示範如何運作。他用三個英文字，把當前澳洲社會面對的安全風險分成三種角色：心懷怨懟者（the aggrieved）、見縫插針者（the opportunistic）、狡猾者（the cunning）。把它們串起來看，你會發現，這已經不是傳統那種「某個恐怖組織 vs 情報單位」的故事，而是整個社會的裂縫，被有系統地放大，直至可以插入一把刀。

所謂「怨懟者」，就是那批覺得被制度拋棄的人：對生活成本暴漲憤怒、對房租、移民、戰爭畫面不耐，覺得沒有人聽自己說話。在伯吉斯的版本裡，他們未必一開始就支持暴力，但很容易在互聯網與社交媒體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被推向陰謀論與反制度情緒——從懷疑主流媒體，到質疑選舉，再到相信某個「外國勢力」在背後操控一切。伯吉斯直言，互聯網是怨氣與陰謀論「最大的孵化器」，而人工智能（AI）只會替這些內容加裝渦輪，讓激進化更快、更隱蔽。

「見縫插針者」看準的，就是這股怨氣。伯吉斯點名澳洲最大的現代新納粹網絡、八月的「March for Australia」示威、以及反以色列行動組織：他們會用「反建制」、「反精英」、「為普通澳洲人發聲」的語言，把生活壓力與外交議題混在一起，重新包裝極端主張。對這些團體來說，傳統媒體的批判報導反而是「免費廣告」——伯吉斯形容他們把記者視為「有用的白痴」，因為每一次負面曝光，幾乎都會換來一波新的入會申請。更麻煩的是，像伊斯蘭解放陣線（Hizb ut Tahrir）這類組織，刻意停在法律紅線之前：它們的言論令人憎惡，卻恰好不構成刑事罪行，成為伯吉斯口中的「awful but lawful」（可憎但合法），長期侵蝕社會底線。

如果說「怨懟者」是撕扯社會織網的一雙雙手，「見縫插針者」是拿著剪刀逢縫就剪，那麼伯吉斯最擔心的「狡猾者」，就是在背後拿火種的人——那些願意在灰色地帶操作的威權政權。他在演講中再次提到伊朗的例子：伊朗革命衛隊透過多層代理人，僱用本地罪犯縱火襲擊猶太商舖與宗教場所，從墨爾本的猶太教會堂，到邦迪的 Lewis’ Continental Kitchen。行動指令由德黑蘭發出，但真正去買汽油、點火的，可能只是幾個為錢辦事的小罪犯，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為誰工作。社會看見的是「某個少年又犯案了」，卻看不到背後那道遙控的手。

伊朗還不是唯一例子。伯吉斯公開指責俄羅斯：ASIO幾乎可以肯定，部分在澳洲活躍的親俄「網紅」，正在受克里姆林宮指揮的海外媒體組織餵稿。他們在社交平台上放大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辯護的說法，又用尖銳言論攻擊移民、攻擊支持基輔的政策，試圖把本來合理的公共辯論扭曲成彼此不信任的罵戰。伯吉斯的結論很冷冰冰：「這些政權在安全『灰色地帶』運作，利用非傳統工具干預決策、散播不和、放大神不信任，並在西方民主國家推廣虛假敘事。」

在這個脈絡下，他那句「至少有三個國家願意、亦有能力在澳洲境內進行致命鎖定」，就不只是一句驚悚標題，而是一個邏輯延伸——從網軍與假訊息，到縱火，再到暗殺，中間的距離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遠。伯吉斯直言，這些政權完全可能複製伊朗模式：表面上只是幾個本地黑幫或極端分子「失控」，實際上背後有外國情報機構在拉線。當社會愈來愈分裂，愈多人相信「對方不是政見不同，而是不應存在」，那把刀就愈容易找到下手的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