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社交媒體禁令兩個月後的混亂現實

2025年十二月，澳洲成為全球第一個禁止 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西方國家。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宣稱這是為了「讓孩子擁有童年」。同月，200名青少年湧入墨爾本郊區一家超市，引發混亂和暴力衝突。兩個月後的今天，當法國國民議會剛剛通過類似禁令、英國上議院也正推動相關立法之際，澳洲的實踐經驗值得所有政策制定者深思。

禁令的失敗，首先體現在執行層面的徹底潰敗。澳洲廣播公司（ABC）在二月初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青少年根本沒有受到任何影響。14歲的阿迪安在接受訪問時直言：「我以為禁令會非常嚴格，結果什麼都沒發生，完全沒用。」他輕易通過 Snapchat的人臉掃描，系統判定他已超過 16歲；Instagram要求駕照驗證時，他借用朋友的證件便順利過關。

這並非個案。受訪的青少年估計，實際被封禁的同儕不到一成，而這一成人當中，約有半數已經通過各種手段恢復帳號。15歲的伊薇從未收到任何警告，因為她在註冊時就將出生年份設定為 2007年而非實際的 2010年。更諷刺的是，禁令催生了一個新興「市場」——16歲以下青少年付錢給年長朋友或請父母代為完成身份驗證。技術系統的漏洞顯而易見：Snapchat官方承認，其年齡估算技術的誤差範圍達兩至三年。

政府聲稱禁令「正在發揮作用」，引用數據稱已有超過 470萬個 16歲以下帳號被停用或刪除。但這個數字經不起推敲。Meta表示從 Instagram刪除了 33萬用戶，Snapchat停用了 41.5萬個帳號，分別相當於 44%和 48%的 16歲以下用戶。不過，這些數據並未計入重新啟動帳號或創建新帳號的青少年，實際效果很可能被嚴重高估。更糟糕的是，執法的任意性導致真正年滿 16歲的用戶仍在努力找回帳號，而應該被管制的青少年卻暢行無阻。童顔的朋友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煩惱。

執行失敗只是問題的表象。更深層的危機在於，禁令非但沒有解決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反而將其從線上轉移到線下，且以更具破壞性的形式爆發。十二月十九日，近 200名青少年湧入維多利亞州莫迪亞洛克郊區的 Woolworths超市，在走道上奔跑、搶奪商品、引發暴力衝突。警方出動公共秩序應對小組、航空隊和多個制服警力單位，最終使用辣椒噴霧才驅散人群。副警察專員將這群青少年稱為製造「混亂」的「小混混」，並威脅要追查每一個出現在閉路電視或社交媒體影片中的參與者。

諷刺的是，警方追查的證據來源恰恰是被禁止的社交媒體。這暴露了政策邏輯的根本矛盾：當局試圖切斷青少年的數位連結，卻發現這些平台在組織活動和事後追查方面依然不可或缺。一月二十八日，電動單車騎士闖入南雪梨克羅努拉高爾夫球場，破壞草坪造成數萬澳元損失。二月四日，約 40名電動單車騎士在雪梨海港大橋上做特技、逆向行駛，迫使重型車輛緊急剎車。公路巡邏指揮官形容這種行為「愚蠢且極度危險」，「有可能導致多人嚴重受傷或死亡」。

維多利亞州的犯罪統計更令人警醒。截至 2025年九月的一年間，刑事事件報告增加 12.3%，達到 483,313宗；財產和欺詐罪行高達 42,628宗；針對人身的犯罪增加超過 5,510宗。當然，不能將所有青少年犯罪歸咎於社交媒體禁令，但時間上的巧合和行為模式的轉變，至少說明禁令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阿爾巴尼斯呼籲青少年「讀書」和「出門活動」，他們確實出門了，只是方式完全不是政府所樂見的。

禁令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對弱勢群體的傷害。14歲的伊利亞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於 2022年移居澳洲，社交媒體是他與留在家鄉的親友保持聯繫的主要管道。禁令實施後，由於時差和父母工作安排，他每週只能與家人通話一到兩次，無法即時得知親友的安危狀況，焦慮感明顯加劇。像伊利亞這樣的案例提醒我們，社交媒體對某些青少年而言不是娛樂工具，而是維繫重要社會連結的生命線。

當然，也有青少年從禁令中受益。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和自閉症的 15歲少年雷恩表示，離開社交媒體讓他得以擺脫網路霸凌，有更多時間從事繪畫等興趣。但這個案例同樣說明，問題的核心不在於社交媒體的存在與否，而在於平台設計、社群文化和個人需求之間的複雜互動。一刀切的年齡禁令無法回應這種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