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長查默斯（Jim Chalmers）說，這是為了幫年輕人置業。

大寶不反對稅務改革。跨代不公平是真實的，年輕人置業困難是真實的，資產增值稅折扣和負扣稅（negative gearing）確實令投資房產過度集中在高收入人士手中。

但用藥不一定能治好病症。這份 2026至 27年度的聯邦預算案，包裝是改革，骨子裡是搜括。

第一個問題：稅務改革的錢，去了哪裡？查默斯在預算案文件裡說得很清楚，稅改目的是「改善稅制公平性、支持置業，並為打工仔的新所得稅削減提供資金」。這句話值得細讀。稅改所得，不是直接補貼首置買家的首期，不是用來加快建屋，而是用來資助另一批人的減稅——「工作澳洲人稅務抵免」（Working Australians Tax Offset），每年最多 250澳元。250澳元。每週不到五澳元，隨時連一杯咖啡也買不到。

與此同時，2026至 27年度財政赤字是 315億澳元，未來四年累計赤字 1,505億，總債務已破萬億，達到 1.051萬億澳元。NDIS削支 378億澳元是這份預算案最大的節省項目——但 NDIS仍在增長，只是增速放慢，依然是退休金以外最大的政府社會開支。另外，政府再撥 38億澳元予墨爾本郊區鐵路環線東段，一個累計預算已達 2,000億澳元、爭議從未停止的基建項目。

一邊加稅，一邊繼續燒錢。錢去了哪裡？《澳洲金融評論報》政治編輯庫里（Phillip Coorey）說得最直接：「除非把稅改所得真正回饋給打工仔，否則這只是一場稅收搜括。」

第二個問題：生產力，依然沒有答案。2026至 27年度的實質 GDP增長預測是 1.75%，較前一年度的 2.25%明顯放緩。原因是伊朗戰爭引發的油價衝擊，通脹重燃，儲備銀行連續加息至 4.35%。

這是澳洲經濟最脆弱、最需要投資信心的一年。查默斯選擇在這一年，把資產增值稅推至全球最高水平。

預算案同時宣稱要「提升生產力」——每年削減 102億澳元監管成本、提升研發稅務抵免。這些措施方向正確，大寶不反對。但前儲備銀行經濟師基列沙（Christian Gillitzer）的分析顯示，年均 9%回報的企業投資者，在新制度下有效稅率介乎 33.9至 37.4%；初創公司創辦人更可高達 47%。OECD平均是 19%。

一份聲稱要提升生產力的預算案，同時把風險資本的稅率推至全球最高。政策就是左手跟右手打架。用戈沃德（Pru Goward）的話說：「向資本和勞動力這兩個經濟增長引擎同時過度徵稅，是瘋狂之舉。沒有任何國家靠加稅走向繁榮。」

第三個問題：樓價，不是靠稅改解決的。這份預算案的政治敘事，建立在一個未經驗證的假設上：收緊負扣稅和資產增值稅折扣，能夠令年輕人更容易置業。

畢馬威（KPMG）城市經濟師羅士利（Terry Rawnsley）的評估是：「負扣稅或 CGT改革帶來的效果，需要多年才能傳遞至改善房屋供應或租金可負擔性。而且這些改變在三至五年內是否真的有正面效果，還有很多變數。」

查默斯自己在預算案文件裡也承認，稅改「並非只為改善供應」，而是為了「令住屋市場和稅制更公平」——即傳遞一個政治訊息，不是工程解決方案。

澳洲統計局的最新建屋批准數字顯示，全年批准接近 20萬個單位，距離實現 120萬目標所需的每年 24萬個，缺口依然顯著。建屋批准數字追不上需求，根本原因是三級政府合力令起樓太貴、太慢、太難——聯邦移民政策持續推高需求，州政府規劃審批繁瑣，地方政府 NIMBY阻力根深柢固。稅制能改變財富的分配方向，改變不了混凝土的速度。

稅改能令樓價下跌 3至 4%。雪梨中位樓價約 140萬澳元，3至 4%是 42,000至 56,000澳元。對一個仍在積累首期的年輕人而言，這個跌幅杯水車薪、聊勝於無。

大寶不是說年輕人的置業困境不需要解決。大寶是說，這份預算案選擇了政治上最省力的路——向特定群體加稅，製造「我們在做事」的觀感——卻迴避了真正困難的抉擇：削減不必要的政府開支、正面處理生產力停滯、逼三級政府在規劃審批上達成真正的突破。

這是一份用改革的語言包裝，實質是財政整合的預算案。

而在這場改革的喧鬧聲中，有一批人被徹底忽視。他們不是最高收入的資產階級，也不是工黨說要幫助的 Gen Z年輕人。他們是這個稅基最可靠的貢獻者，卻在這份預算案裡連一個位置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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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航運要道。伊朗戰爭爆發以來，這條海峽實際上已經封鎖。日本 95%的原油要靠它流通。澳洲進口的液態燃料，也有相當比例取道於此。大寶四月曾寫過，澳洲的燃料儲備危機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是數十年政策怠性的積累——儲量不足、煉油產能萎縮、應急機制殘缺。高市來訪，不過是把這個問題的嚴峻程度，再次暴露在陽光下。

這個背景，解釋了一件在峰會前幾乎沒有人大聲說出口的事：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決定不在聯邦預算中推出天然氣出口稅，部分原因正是外交壓力。澳洲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之一，向日本供應約四成的液化天然氣。在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全球能源市場動盪的當下，向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進口國加徵出口稅，等同於向最需要你的夥伴趁火打劫。《澳洲金融評論報》說得直白：這樣做，會讓澳洲被貼上「晴天朋友」的標籤。

於是這次峰會有了它真正的底色：不是因為兩國感情深厚才走在一起，而是因為危機來了，澳洲才赫然發現自己有多需要日本。

峰會本身的成果是真實的。雙方簽署了經濟安保合作共同宣言、能源安全聯合聲明、關鍵礦產合作協議，以及網絡安全的戰略夥伴框架。最上級護衛艦（Mogami-class frigate）的百億採購合同上月已簽，是兩國防務關係最具象徵性的里程碑。兩位領袖還互贈了禮物——阿爾巴尼斯送上 AC/DC樂隊成員親筆簽名的鼓皮，高市早苗則帶來黑膠唱片和一個日本高級麝香瓜，氣氛融洽。

但在所有成果之中，最值得細讀的，不是任何一份宣言，而是高市早苗在坎培拉記者會上說的一句話，日文原文是「言わば『準同盟国』とも言える関係」——可以說是「準同盟國」層級的關係。

這不是記者的詮釋，不是分析家的推論。是日本首相親口說出的自我定位。

「準同盟」這兩個字有重量。它不是「友好夥伴」，不是「特別戰略夥伴」——後兩個稱謂澳日之間早已用過。「準同盟」意味著：如果日本跟潘國發生衝突，澳洲不能說「我只是買了幾艘船、簽了幾份宣言」就袖手旁觀。日本會期待澳洲站出來。

雪梨大學現代史教授古倫（James Curran）在高市訪澳前夕寫了一篇文章，問了一個沒有人正面回答的問題：坎培拉有沒有充分思考，與東京深化防務關係究竟意味著什麼？他擔憂的是，澳洲過度沉默的外交習慣，只會讓東京的鷹派相信澳洲支持他們的每一個強硬姿態。

防務專家布里斯托博士（Dr Alex Bristow）反駁古倫說，深化澳日防務合作是嚇阻而非引戰——這個邏輯有其道理。兩國關係的升溫有更長的歷史脈絡：不是一夜之間的衝動，而是從何華德（John Howard）時代已開始推動，到 2022年安全合作宣言、2023年相互准入協定、2025年戰略防務協調框架，一層一層制度化積累的結果。每一步都是官僚程序的推進，不是個人外交的感情衝動。

日本旅台評論人矢板明夫把高市的外交路線形容得很到位：日本正在從「跟隨者」轉為「補位者」，美國在中東越陷越深，留下的戰略空缺，日本在填。越南、澳洲，是這個補位棋局的起點。

但「補位者」是有代價的。補位意味著承擔，不只是受惠。

古倫的問題，峰會之後依然懸在空中：澳洲有沒有能力成為一個可靠的準同盟？一個在中東危機爆發後才發現自己要「把中東外交外包」的國家，一個燃料儲備捉襟見肘的國家，憑什麼讓日本在最緊要的關頭信賴它站得住？

準同盟不只是幾份宣言、幾艘軍艦。它是一種戰略可信度——讓對方相信，當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你有能力、也有意志站在它旁邊。能力和意志，都需要長期建設，不是峰會簽字那一刻就到位的。

外長黃英賢（Penny Wong）說，更強大的日本對戰略平衡而言是好事。她說得對。問題不在日本夠不夠強，問題在澳洲夠不夠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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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自哈馬斯 2023年十月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以降，反猶太主義的抬頭是一種「全球現象」。這句話沒有說錯。從倫敦到洛杉磯，從巴黎到雪梨，仇猶情緒確實在同一個時間窗口裡跨境蔓延。但總理在中期報告發布後選擇用這句話開腔，其政治功能昭然若揭：將邦迪事件的責任外判給國際大環境，把澳洲政府的失職，稀釋進一個沒有人能負責的「全球敘事」之中。

前澳洲聯邦高級公務員理察約翰遜（Richard Johnson）在《澳洲金融評論報》撰文，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一個全球現象，而是澳洲自身的問題。」

中期報告的證據鏈，支持這個判斷。

報告詳細羅列了澳洲情報組織 ASIO總監伯吉斯（Mike Burgess）在邦迪事件發生前逾一年間，多次就澳洲猶太社區所受威脅發出的公開警告，讀來令人心寒：2024年八月，「澳洲的安全環境正在惡化」；2025年一月，「當前的恐怖主義威脅等級，與伊斯蘭國哈里發國鼎盛時期相當」；2025年二月，「暴力抗議及恐嚇行為的正常化，降低了挑釁及潛在暴力行為的門檻——原本以『解放巴勒斯坦』為核心的論述，擴展至包含煽動『殺死猶太人』的言論」。

這些不是空泛的國際形勢分析。這些是關於澳洲本土的具體評估。警告擺在眼前，有人看見嗎？

答案在中期報告最令人不安的一節。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海濱光明節」（Chanukah by the Sea）活動舉行前六天，猶太社區保安小組（Community Security Group NSW）去信新南威爾士州警察，要求在活動全程派駐警力。信中將威脅評級定為「高」，並警告「針對新南威爾士州猶太社區的恐怖攻擊很可能發生」。最終，他們獲得的，是三名一般職務警員和一名督導員的流動巡邏，毋須全程留守。

事發前幾天，一名高級警員在電郵中寫道：「無需全程留守，但你們的在場將讓社區感到安心。」

這句話，就是整個悲劇的縮影。任務定位根本搞錯了——到場不是為了「讓猶太社區感到安心」，而是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一字之差，是制度性失誤的完整體現。

2019年，隨著伊斯蘭國「哈里發國」覆滅，澳洲整個情報與安全體系悄然完成了一次優先級的重排。反恐資源被抽調轉向打擊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全國反恐協調員職位被降格為兼職，由一名副秘書長兼任，同時身兼國家安全主任及反外國干預協調員三職；國家反恐計劃及相關機構手冊，此後七年未曾作出實質更新。

2022年，伯吉斯宣告，反間諜工作已取代恐怖主義，成為 ASIO的首要關切，並將全國恐怖主義威脅等級由「可能發生」下調至「存在可能」。ASIO的反恐部門縮減至兩個分支，反間諜及外國干預部門卻設有五個。

這種結構性調整本身並非全無道理——間諜活動與外國干預在那個時期確實被嚴重低估。問題在於，當威脅形勢逆轉，當伯吉斯在 2024至 2025年間一次又一次地拉響警報，體制並未隨之調整。《澳洲金融評論報》的社論直指核心：「情報等級改變了，但官員的運作模式沒有。」

當社區在呼救，當情報總監在警告，體制給出的回應，是一封「無需全程留守」的電郵。

文化機構的沉默，有時候跟恐襲一樣傷人。猶太裔作家加文達（Michael Gawenda），前《時代報》總編輯，在其提交委員會的陳述書中記述了他的親身遭遇。2023年十月七日後，他正在墨爾本推廣新書《我的猶太人生》（My Life as a Jew），結果書店活動陸續被取消——書店員工認為以這種方式推廣一本猶太主題書籍令他們感到「不安全」。他沒有獲邀出席任何主要文學節——墨爾本、雪梨、阿得萊德，全部缺席——儘管他的書贏得了澳洲最重要的猶太文學獎。「我曾栽培過的人，再也沒有聯絡我，」他寫道，「即便是在針對猶太人的人身攻擊日益增加之際。」

加文達的遭遇，不是孤立的個人不幸。它是一個社會症狀的顯現——一種已在文化機構內部悄然運作的排斥機制。

這是所有建議中最難被一紙公文解決的問題。

阿爾巴尼斯稱已接納了中期報告的所有建議。「多爾基金會」行政總裁布利克勞（Tahli Blicblau）說得好：「建議在第一天就已獲接納，我們無法要求更多——但真正的考驗在於付諸實行。」

雲禾夫（Wentworth）選區獨立議員斯潘德（Allegra Spender）——其選區涵蓋邦迪灘——把中期報告形容為對其猶太選民而言「令人深感不安」。她說，那場恐襲「每一天都在孩子們心中迴響」。「社區並未從這件事中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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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是 27%。

如果你只看這一個對比，你會以為澳洲政治出了什麼大事。事實上，它的確出了一件大事——而且這件事，比大多數人以為的還要深。

自今年一月以來，紅橋（Redbridge）的月度民調一直顯示一國黨在 26%至 29%之間徘徊。主流的分析框架，是「一國黨見頂了」。民調數字確實在這個區間穩住，沒有再突破。就連《澳洲金融評論》的庫里（Phillip Coorey）也在評論文章中寫道，一國黨「似乎找到了新的天花板」。

但天花板這個比喻，遮蔽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它是在哪個高度見頂的？

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南澳州選舉給出了迄今為止最清晰的答案。一國黨拿下全州 23%的基本票，在下議院取得四席。這個數字本身已夠震撼，但被大多數分析者輕輕帶過的，是另一組數字：在阿德萊德北郊、經濟困頓的伊利沙伯（Elizabeth）選區，工黨遭受了 15.7個百分點的鐘擺，基本票跌至 40%，首次需要依賴優先票才能守住議席。一國黨在那裡拿到 33%。

伊利沙伯從不是自由黨的地盤。在那裡的選票，從來不是從聯盟黨手上搶來的。那是工黨自己的基礎選民，離棄工黨。

一個工黨內部消息人士對庫里說得很直白：「一國黨可以宣稱自己是主要的反工黨力量。」這句話值得細味。過去三十年，澳洲政治的基本框架，是工黨對聯盟黨，左右兩翼輪流執政。如今，這個框架正在被重新書寫：反工黨的主要票倉，不再是自由黨，而是韓森。

阿爾巴尼斯讀懂了這道牆上的字。本週，他接受《澳洲金融評論報》的專訪，主動把五月十二日的預算案定性為對民粹主義上升的結構性回應。他的論點是：「給人們在經濟中的份額感」（a stake in the economy）——削減資本增值稅折扣、可能觸及負扣稅——是為了讓年輕一代感到「不被落下」，從而抵抗極右民粹的誘惑。他甚至把澳洲工黨與英國工黨和美國民主黨作對比，聲稱前者「狀況更好」，正是因為一直聚焦保護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

這個分析框架在理論上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制度改革的語言，能否真正觸達伊利沙伯選區那些已經跳船的選民？

選擇一國黨的人，不是沒有讀過財政政策白皮書的人——他們是覺得自己被遺忘、被輕視、被移民潮和經濟結構重組邊緣化的人。這種憤怒，不是一個負扣稅改革能夠消解的。它需要的，是一種感受被聆聽的政治語言，而「韌性」（resilience）這個詞，恐怕還不夠貼地。

一國黨的天花板，可能是真的。但它已站在一個從未站過的高度。對澳洲政治來說，問題不再是它能升多高——而是，在這個高度，它已足以改變所有人的戰略計算。

一國黨見頂了？英國的故事，提醒我們謹慎使用「天花板」這個詞。「天花板論」在民粹政黨的分析史上有一個麻煩的前科：它往往被說得太早。

2024年七月，英國大選。法拉奇（Nigel Farage）領導的改革黨（Reform UK）以 14.3%的全國基本票，贏得 650個選區中的五席——票多席少的結構性困境，在英國的「贏者全取」（First Past the Post）選舉制度下被放到最大。當時很多人說：改革黨見頂了，五席又代表不了什麼，法拉奇不過是一個永遠在野的喉舌。

不到兩年，畫面完全不同。今年二月，改革黨的民調支持率報 26%，高於執政的工黨（19%）和保守黨（18%）。四月，Ipsos的調查顯示改革黨仍以 25%領先，是 2024年大選以來的最低點，但仍高據第一。最新的選座模型顯示，若現在舉行大選，改革黨有機會成為議會最大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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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費定價十一澳元，北雪梨市議會在四月十三日的會議上正式拍板。十一元，在雪梨泳池收費榜上排名第三，僅次於莫斯曼（Mosman）泳池的 11.8澳元及好市圍（Hurstville）的 11.4澳元。比起庫克菲臘公園游泳池（Cook + Phillip Park Pool）和科比游泳中心（Ian Thorpe Aquatic Centre）的 9.1澳元，貴了足足兩成；比起維多利亞公園泳池（Victoria Park Pool）的 7.9澳元，更高出近四成。

居民的憤怒，不是對著十一元這個數字本身，而是對著一個更深的問題：他們早已付出了代價。

本專頁去年曾詳細報道北雪梨市政廳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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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RSF發布第 25份報告。英國排名第 18。香港排名第 140。

同一個指數，在兩個時間點，映照出兩種命運。香港用了二十五年，下降了 122個位。

這份剛於四月三十日公布的 2026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整體結論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從未如此之差。在 180個受評國家和地區中，首次出現逾半數——確切數字是 52.2%——的新聞自由狀況落入「狀況艱難」或「狀況惡劣」類別。2002年時，這個比例只有 13.7%。二十五年前，全球有兩成人口居住於新聞自由「狀況良好」的地方；今天，這個數字不足 1%。五項評估指標全面退步，其中法律指標跌幅最大，共有 110個國家的評分惡化。入罪化新聞工作，已成為跨越政體的全球現象。

但數字背後，有三個我們熟悉的地方，值得細看。

香港現時排名第 140，處於「狀況惡劣」的紅色區域，夾在盧旺達與敘利亞之間。RSF亞太區倡議經理白奧蘭（Aleksandra Bielakowska）形容，香港的新聞自由經歷了「系統性崩潰」。這個說法並非誇張。2020年《國家安全法》頒布之後，《蘋果日報》停刊，《立場新聞》停刊，《眾新聞》停刊，超過五間獨立媒體相繼關閉。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今年二月被判囚 20年，是《國安法》下最重刑罰，亦是香港新聞史上記者所受過的最重判決。RSF報告特別點名，正是這條「嚴苛的國安法」讓當局得以囚禁獨立出版人。

就在 RSF發布報告的翌日，香港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 RSF是「美西方勢力的反華工具」，稱其排名「並無公信力」，並重申「自《國安法》實施以來，本港的傳媒環境蓬勃依然」。這句「蓬勃依然」，對照《蘋果日報》八百六十名員工一夜失業、《立場新聞》資產遭凍結、Yahoo新聞香港團隊解散，讀者自有判斷。值得一提的是，RSF同一份報告亦批評美國在特朗普執政下排名下跌七位至第 64，直指白宮「系統性打壓媒體」——一個真正的「美西方工具」，不會這樣做。

我們在澳洲，今年排名第33，在亞太區僅次於紐西蘭（第 22）和臺灣（第 28）。這個排名看似穩健，但 RSF的評估揭示了幾個結構性弱點，值得正視。

首先，澳洲憲法從未明文保障新聞自由。高等法院雖承認憲法默示政治溝通自由，但這與白紙黑字的法律保障相距甚遠。其次，澳洲媒體所有權高度集中於三大集團，直接影響新聞編輯的獨立性。第三，澳洲媒體並非不受誹謗法律的制約。維多利亞十字勛章得主羅拔史密斯（Ben Roberts-Smith）以誹謗罪名入稟，對《雪梨晨鋒報》、《時代報》及《60分鐘時事雜誌》提出訴訟，三間機構耗時多年應訴，最終雖然勝訴，但訴訟本身已是對新聞機構資源的巨大消耗。在RSF報告中，這類被有權有勢者利用的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SLAPP），正是今年法律指標大幅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911事件後制定的一系列國家安全法律，至今仍對新聞自由構成實際威脅——2019年澳洲聯邦警察突襲坎培拉一名政治記者住所及澳洲廣播公司總部，便是這個風險從抽象化為具體的一次警示。

香港與泱泱大國之間的距離，如今只剩 38個排名位。泱泱大國今年仍排名第 178，是全球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目前共有 121名新聞工作者身陷囹圄。「一國兩制」在新聞自由這個指標上，已近乎名存實亡。

RSF編輯主任波坎德（Anne Bocande）在報告序言中說：「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所作為等同於默許。」這句話，對身處澳洲的香港人而言，有雙重含義。我們現在生活的地方，有新聞自由。但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香港的故事告訴我們，跌落可以很快，而且有清晰的路線圖。從立法授權，到選擇性執法，到自我審查成為常態，最後到獨立聲音消失，這條路，香港走了不到十年。

2002年，香港第 18，英國第 27。2026年，英國第 18，香港第 140。數字本身，已是一篇無需注腳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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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沒有說錯。三月汽油價格單月暴升 32.8%，是澳洲統計局自 2017年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單月升幅，燃油一項便佔了整體月度升幅的絕大部分。中東戰火延燒第八週，霍爾木茲海峽實際上已陷入封堵狀態——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供應經此通道輸出。油站無鉛汽油在三月突破每升 2.30澳元，衝擊顯而易見。

但查默斯沒有說出口的，才是這份數據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撇除燃油和新鮮蔬果這類波動最大的項目，澳洲儲備銀行首選的核心通脹指標——截斷均值——在過去 12個月按年升了 3.3%。這個數字不受霍爾木茲海峽影響，直接是澳洲經濟的內在因素。其實，澳洲的通脹老早已燒過了目標區間。

住屋按年漲 6.5%——電費上升 25.4%，新建住宅造價升 4.5%，租金漲 3.7%。教育費用升 4.8%，中學學費升幅更達 6.6%。外出用膳貴了 3.9%，牛肉和羊肉因海外需求強勁，分別漲了 11.8%和 15.5%。這些數字，與霍爾木茲海峽毫無關係。

所謂「國際壓力」，只是一個冠冕唐皇的藉口。真正的故事是：澳洲帶著一個早已發燒的身體，迎來了這場油價衝擊。

儲備銀行在五月五日以八比一的壓倒性大比數，決定第三度加息，現金利率升至 4.35%。這個票數令市場側目——上次三月會議還是五比四的險勝，一個月之內，委員會的共識急速向加息一方靠攏。儲備銀行在聲明中說得清楚：「這次通脹衝擊，是疊加在 2026年初本已過高的通脹之上的。」換言之，連儲備銀行自己都承認，戰爭之前，問題已經存在。

儲備銀行同時預測通脹高峰將達 4.8%，失業率將逐步升至 4.7%。若衝突惡化、油價升至每桶 145美元的不利情境下，失業率更可能觸及 5.1%。典型 60萬元按揭的月供，今年三度加息合計增加了約 272澳元。

《澳洲金融評論報》專欄作家曉域（Jennifer Hewett）說出了查默斯永遠不會在鏡頭前說的一句話：「令利率獲得好消息的唯一途徑，是經濟傳來更多壞消息。」這是這場困局的殘酷邏輯。儲備銀行加息，是為了壓抑需求、令通脹降溫；而唯一能讓儲備銀行停止加息的，是消費者和企業開始退縮，是失業率開始上升。沒有任何政客願意把這句話說出口。

查默斯在加息決定公布後表示，預算案將以「節省多於開支」為原則，應對全球不確定性。五月十二日預算案揭盅，將是第一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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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澳洲工業部長艾爾斯（Tim Ayres）根據反傾銷委員會的調查建議，批准將潘國產螺紋鋼的關稅由 19%提高至 24%。在此之前，政府已陸續對螺栓、熱軋捲板、天花板框架等潘國鋼鐵產品加徵關稅，稅率介乎 10%至 113%不等。理由是這些產品獲潘國政府補貼，以低於正常成本的價格傾銷澳洲市場，正在把本地製造商逼出局。

每一項關稅措施，都經過反傾銷委員會獨立調查，都有完整的書面理據，都符合世貿組織的規則框架。這正是世貿組織貿易救濟機制的設計初衷。

現在我們來看看北京自己的紀錄。

2020年，莫理遜政府呼籲就新冠病毒起源展開獨立調查。北京的回應，不是透過外交渠道表達異議，不是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而是直接動手。大麥，加徵逾 80%關稅。葡萄酒，加徵逾 200%關稅。龍蝦，海關突然「技術性」扣押，活體龍蝦在口岸等死。牛肉，以「檢疫問題」為由暫停多家屠宰場的出口資格。煤炭，非正式通知電廠拒收澳洲煤。棉花、木材、銅礦，一一中招。

大使館發言人說，潘方一貫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但泱泱大國國對澳洲農產品的那一連串非正式禁令，從來沒有走過任何世貿程序。直至今日，北京也從未正式承認這些禁令與政治表態有關——儘管時間吻合得如此精準，不需要任何推理。

更精密的施壓，發生在鐵礦石市場。潘國礦產資源集團作為中央採購機構，與澳洲主要礦企展開長達一年的對峙，試圖壓低結算價格，並要求將更多交易改以人民幣計價、以不同的價格報告機構取代現行的普氏能源資訊定價基準。必和必拓已公開承認，與潘國客戶的緊張關係影響了其鐵礦石的實際結算價格。這不是市場競爭，這是定向施壓。

此外，還有留學生。澳洲有超過八十萬名國際學生，教育業是全國第四大出口產業，年產值約五百億元。其中，四分之一的學生來自潘國。這個數字背後，是澳洲大學財政結構的深層脆弱性——留學生學費收入佔各大學總預算的四分之一，每年增長10%直至疫情打斷這個趨勢。

問題是，潘國學生的申請量在 2024財年下跌了 12%，到 2025年底再跌 25%。

有人說這是市場行為，是潘國學生自主選擇香港、新加坡或留在國內。這個解釋只說了一半。潘國公民出境留學，需要通過其政府的簽證審批程序。北京完全有能力透過行政手段，調節學生出境留學的流量與目的地。這是一個對人員流動擁有高度管控能力的威權政府，在地緣政治博弈中，理所當然會納入考量的選項。

澳洲大學管理層當然明白這一點。他們也明白，把四分之一的收入押注在一個可以透過政治決定調控的單一市場上，是何等危險的財務結構。偏偏，在學費收入持續滾滾而來的那些年，沒有人願意認真面對這個問題。

現在面對了，卻發現依賴已經形成，轉型需要時間。

說回北京的投訴。澳洲政府對潘國鋼鐵產品加徵關稅，走的是世貿組織規定的合法程序，有獨立機構的調查背書，有公開的書面理據。潘國對澳洲的歷次打壓，從大麥到龍蝦到鐵礦石，從來沒有這樣的程序依據。

一個從未遵守規則的球員，突然站出來要求對手遵守規則。這，就是北京今次投訴的全部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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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金融評論報》首席經濟編輯基浩（John Kehoe）上月底的長篇報道，用了一個令人難忘的說法：澳洲正在「漫不經心地滑入歐洲魔咒」——高稅、高福利、低增長。數字確實觸目驚心：聯邦開支在工黨執政三年間，從佔 GDP的 24.3%急升至 26.9%，折算每年額外超過 700億元的政府支出。國債將於數月內突破一萬億元。NDIS單項開支已達 520億元，年增長逾 10%，超過國民醫保 Medicare與藥物福利計劃的總和。

但基浩的文章有一條線沒有拉出來。而這條線，才是整個困局最值得討論的。

澳洲的福利擴張，在財政上依賴一個隱含的補貼機制。財政部早在 2021年已有明確研究——技術移民的終身財政貢獻，平均高達正 319,000澳元；而一個普通澳洲人，終身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是負 104,000澳元。換言之，澳洲福利體系能夠維持運轉，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技術移民持續繳稅來補貼本地人的福利消耗。

這個補貼機制，建立在一個隱含前提上：技術移民來了，就會充分就業，充分納稅。問題是，這個前提正在兩個方向上打了折扣。

第一個方向，是職場的隱性壁壘。學術研究早已記錄：近四分之一的永久技術移民面臨技能錯配，在低於其資歷的崗位工作。語言口音被挑剔，海外學歷被輕視，本地工作經驗的缺乏成為一道說不清道不明的門檻。一個在香港做了十年金融分析的人，在雪梨可能只能從事兼職行政工作——不是因為他的能力不夠，而是因為招聘市場有一套本地人心照不宣的篩選機制。這是大寳在另一篇文章裡詳細討論過的「隱性契約」問題，不贅。

第二個方向，是福利誘因的改變——而這是很少人正面談及的。

澳洲統計局的數據，揭示了一個較少人注意的結構性問題。在 2019至 20財政年度，技術移民領取失業救濟的比例，不論居澳年期長短，都穩定在 7%至 8%之間——幾乎不隨年份而變動。這個比例雖然低於整體澳洲人口的 13%，但對於一批以高技術、高學歷為入境條件的移民群體而言，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數字。

更值得注意的，是技能使用的問題。在持有技術簽證的主申請人中，雖然 86%在抵澳前已持有非學校類資歷，但其中只有 72%在目前的工作中實際運用了那項資歷。換言之，近三成技術移民帶著被審核過、被確認有需求的專業能力來澳，卻在從事與其專業不符的工作。這不是個人選擇，而是市場對他們所發出的訊號。

一個從香港或臺灣移民來的專業人士，在原居地「去領綜援」是一個帶有很強社會烙印的選擇。家人會知道，鄰居會知道，自尊心會受損。但在澳洲，JobSeeker已逐漸去污名化——正是因為福利受益面愈來愈廣、受益者愈來愈不集中於真正有需要的群體。當一個人在職場屢屢碰壁，又發現身邊的澳洲人領各種補貼視為理所當然，理性人的計算會慢慢改變。

這組數字背後的機制，值得認真思考。技術移民在原居地習慣的，是按能力取酬的勞動市場邏輯；但在澳洲，當市場持續給出錯誤的訊號——你的資歷在這裡不值那個價——理性人的反應，可以有兩種：繼續降格就業，或者重新計算福利與工作之間的取捨。這是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命題：制度誘因塑造個人選擇。如果一個社會的福利門檻愈來愈低、覆蓋面愈來愈廣、污名化程度愈來愈弱，那麼選擇暫時依賴福利而非繼續在困難的就業市場掙扎的人，必然會增加——不論他們的原籍是哪裡。

把這兩條線放在一起，整個圖景就變得相當令人憂慮。澳洲一邊擴大福利覆蓋面，依賴技術移民的稅收貢獻維持財政可行性；另一邊，職場的隱性壁壘令技術移民無法充分發揮，而福利制度的擴張又逐漸改變移民的行為誘因，將部分人推離貢獻的軌道。財政部的樂觀預測——技術移民終身貢獻正 319,000元——依賴的前提，正在被政策的另一個方向緩慢鑿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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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停下來想一想這個數字。不是每六名成年人，不是每六名有先天殘障的兒童——而是每六名正值學前至初小年齡的男童，就有一人被納入一個原本為永久性及重大殘障人士而設的國家計劃。若把範圍擴大至整體人口，超過百分之 21的澳洲人告訴統計局，他們有某種形式的殘障，其中 15至 24歲男性的比例接近百分之 15。換言之，在澳洲，差不多每六個年輕男性中就有一個。

四月二十二日，衛生部長巴特勒（Mark Butler）在全國記者俱樂部宣布 NDIS大規模改革，外界的討論焦點大多落在財政數字上——700億壓縮至 550億、16萬人離開計劃、激勵機制扭曲、詐騙橫行。這些固然重要，但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被輕輕帶過：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澳洲人進入這個計劃？

詐騙集團和不良提供者的存在，解釋不了百分之 16的六歲男童。有組織犯罪，解釋不了 15至 24歲男性近百分之 15的殘障申報率。這背後有一股更根本的力量在運作。

NDIS的設計，在無意間製造了一個強大的激勵機制：將你的困境中掙扎界定為殘障，你便能獲得資源。這不是欺詐，這是人類對制度信號的自然回應。當一個計劃把某種行為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時把回報大幅提高，更多人就會做這件事——不一定出於惡意，而是因為制度告訴他們，這是正確的路徑。一個孩子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家長被告知 NDIS可以提供支援；一個年輕人對未來感到焦慮，醫生發現自閉症第二級的診斷恰好符合申請門檻。沒有人說謊，但整個系統在系統性地將日常的掙扎，轉化為可申請福利的病理狀況。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在近年的研究中，描述了一個他稱之為「脆弱一代」的現象。大約在二十一世紀之交，西方社會開始將臨床心理學的語言系統性地套用於童年的困境和人生的難題。我們不再獎勵抗逆力，而是鼓勵人們將自身的掙扎命名為創傷、焦慮、情緒失調、發展障礙。這種轉變有其善意的起點——我們確實對精神健康的污名化矯枉過正了太久——但它的副作用，是製造了一種新的語言框架，讓愈來愈多人習慣於用病理的眼光審視自己的正常困難。

海特的理論在澳洲的語境下，遇上了 NDIS這個制度，效果是倍增的。文化上，社會已經建立了一套鼓勵將困境醫療化的語言和思維；制度上，NDIS則提供了真實的財政誘因，讓這種醫療化產生具體的回報。兩者相加，結果就是一個原本預計服務 41萬永久性殘障人士的計劃，在十三年內膨脹至 76萬人，且在不改革的情況下將突破 90萬。

巴特勒在演講中引述的一項獨立研究指出，七成澳洲人認為 NDIS規模已過大，六成人認為它已陷入崩潰。這個民調數字的意義，不僅在於反映公眾對計劃財政的憂慮，更在於揭示了一個社會認可的危機：當愈來愈多人覺得計劃服務的對象並非「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整個福利體系的政治基礎便開始動搖。這對真正依賴 NDIS維持日常生活的嚴重殘障人士而言，才是最大的威脅。

這裡有一個必須小心處理的區分。批評 NDIS的膨脹，並非否定精神健康需求的真實性，也不是主張殘障人士應該自力更生、不需支援。嚴重的自閉症、重度智障、永久性肢體殘障——這些情況對當事人和家庭造成的負擔是真實的、沉重的，社會有責任提供支援。問題的核心，是這個支援系統的邊界被模糊化之後，資源不可避免地從最需要的人身上被稀釋，流向了本可以透過其他方式獲得幫助的人。

一個每年 31,000元的個人化殘障計劃，用來支援一個功能基本正常、只是在某些學習領域需要額外幫助的兒童，是否真的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這個問題值得認真追問，而不是因為政治敏感而迴避。

巴特勒此次改革的其中一個關鍵，是將資格審核從「以診斷為門檻」改為「以功能能力為標準」，並計劃將輕度至中度殘障兒童從 NDIS移交各州，透過「蓬勃成長兒童計劃」以較低成本提供支援。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但執行的挑戰巨大。各州原本提供這類服務的系統，在 NDIS推出後已陸續被拆解，十三年後要重建，談何容易。昆士蘭明確拒絕配合，其他州亦態度保留，僅表示「資源許可範圍內配合」。聯邦與各州之間的財政角力，將決定改革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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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衛生部長巴特勒（Mark Butler）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演講，宣布一系列被外界形容為「澳洲歷史上最大規模」的 NDIS改革方案。數字觸目驚心：現時 76萬名參與者，預計到 2030年將壓縮至 60萬；年度開支的增長率，將從現時的百分之十，在未來四年急降至平均百分之二，然後穩定於百分之五；若不改革，2030年的年度開支將達 700億元，改革後則控制在 550億元。聯邦預算將錄得高達 220億元的四年淨節省，若計及精算師最新披露的超支，總節省額更可能高達 350億元。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巴特勒在演講中的一段自白。他說，政府委托的詐騙融合專責小組研究發現，長期政府社會計劃中有八項反覆出現的設計缺陷，令計劃容易淪為詐騙目標——NDIS八項全中。同一份研究亦識別出高誠信計劃應具備的七大核心建構要素——NDIS一項都不具備。換言之，這個每年耗資 520億元、服務 76萬人的龐大計劃，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而言，是一個從頭到腳都出了問題的殘缺品。

NDIS由吉拉德（Julia Gillard）工黨政府於 2013年建立，原本設計為支援約 41萬名有永久性及重大殘障的澳洲人。設計的核心理念值得稱道：讓殘障人士獲得個人化的支援計劃，自主選擇服務提供者，重新掌握自己生活的主控權。這個理念本身並無問題，問題在於執行。

計劃建立之初，設計者急於推出，沒有建立清晰的資格界定、沒有制定嚴格的服務清單、沒有建立定價紀律、也沒有設立有效的質素保證機制——這四樣東西，是任何運作良好的社會計劃缺一不可的基石。沒有了這四樣東西，計劃就像一個沒有圍牆的水塘，只要打開水龍頭，水就會往四面八方流去，根本無從控制。

問題很快就浮現了。2021年，莫理遜（Scott Morrison）政府的財政部告知時任政府，需要在當年預算案中另覓 135億元，才能維持 NDIS的資助。莫理遜和時任 NDIS部長雷諾茲（Linda Reynolds）隨即提出對所有在冊者進行獨立功能能力評估，以還原計劃的原有定位。不過，當時身為在野黨的工黨和殘障服務業界，對這個提案進行了猛烈的政治攻擊，最終令改革無疾而終。到了工黨重返執政、索頓（Bill Shorten）出任 NDIS部長，他非但沒有正視問題，更在公開場合將任何指計劃不可持續的評論斥為「災難性媒體報道」，拒絕承認問題的存在。他在離任時甚至以「修好了 NDIS」作為自己的政治遺產，而他所謂「修好」的，正是他親手參與設計的計劃。

到 2022年工黨再度執政時，NDIS的年度增長率已高達百分之 22。參與人數從原本預計的 41萬，膨脹至接近 76萬。每名參與者的平均計劃開支，從五年前的一萬四千元，暴升至今日的三萬一千元。社區及社群參與這單一支出項目，五年間從 40億元三倍增長至 120億元，超越了整個藥物福利計劃的規模，且預計到本十年末將再倍增至 200億元。與此同時，百分之 93的服務提供者屬於未登記狀態，令計劃成為詐騙和有組織犯罪的溫床。澳洲犯罪情報委員會的調查顯示，犯罪集團向參與者及其家屬支付現金回扣，有時更以暴力威脅弱勢人士，大規模洗黑錢的活動在計劃中橫行。

面對這個局面，巴特勒坦承了一件工黨政客通常不會承認的事：「我們面臨的根本障礙，是計劃本身的設計問題。」這句話的政治勇氣，不能低估。承認自己黨的歷史遺產出了根本性的問題，在政治上從來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若不正視這個根本，所有的修補都只是治標。

巴特勒此次改革方案的重點，是將資格審核從「以診斷為門檻」改為「以功能能力為標準」。這個轉變的邏輯其實並不複雜：一個患有自閉症的人，如果他的日常功能並未受到顯著影響，他所需要的並不是一份價值三萬元的個人化殘障計劃，而是其他形式的社區支援。反之，一個嚴重殘障人士，無論診斷標籤為何，計劃都應當為他提供全面的支援。以功能評估取代診斷清單，理論上能更準確地將資源導向真正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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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 8,390億澳元，但支出增幅是 7.4%，收入增幅只有 4.5%。政府一邊收得更多，一邊花得更快，差距由借貸填補。三個財年的公共部門新增債務，說出來令人警醒：2022-23年借了 539億，2023-24年借了 867億，2024-25年借了 1,122億，年年遞增。聯邦毛債務即將在數週內突破一萬億澳元。澳洲已變成一個在相對繁榮期仍然入不敷出、且缺口年年擴大的政府。

錢去了哪裡？今年最大的兩項支出增長，一是公務員薪酬增加 221億，二是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206億。殘障福利（包括 NDIS及其他相關支援）合計高達 873億，增長 9.4%。增速雖較去年的 14.2%有所放緩，政府稱之為改革見效，但這個數字的絕對值仍在創歷史新高。NDIS本身今年耗資 520億，政府自己的預測是 2028-29年將升至 620億。

問題不在於這些錢有沒有用，問題在於這些錢給了誰。澳洲工商業理事會（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在預算提交文件中，用一個詞精準地描述了當前的困局：「福利洗牌」。政府向中高收入家庭徵重稅，再透過各種不設入息審查的補貼，把錢洗牌派回同一批人。電費補貼 68億，不審收入，人人有份。家用電池補貼超支至$72億，同樣不設限制。NDIS的設計初衷是照顧最有需要的殘障人士，但其龐大的普及化規模，早已超出了精準安全網的範疇。工商業理事會的數字最能說明問題：2005年，最低收入 20%的家庭所獲現金補貼，是最高收入 20%的 12倍；到了 2020年，這個比率已跌至 6倍。澳洲的福利體系，在過去二十年間靜悄悄地從保護窮人的安全網，蛻變成向全體國民派糖的補貼機器。

稅的一面同樣扭曲。澳洲個人入息稅佔總稅收的 62%，遠高於 OECD平均的 35%。打工仔撐起了整個財政大廈。更隱蔽的是「稅階潛移」：名義工資因通脹而上升，但稅階沒有相應調整，納稅人自動被推入更高的稅率，政府從未宣布加稅，卻年年在悄悄多收。第三階段減稅已於 2024年七月實施，但個人入息稅仍佔 GDP的 11.1%，議會預算辦公室更預測，到 2036年這個比率將升至 14.5%。澳洲匯豐首席經濟師布洛森（Paul Bloxham）直言，澳洲正面臨一場「滯脹衝擊」——高通脹、高失業、低增長三者同時降臨。二月通脹已達 3.7%，霍爾木茲海峽危機推高油價至每桶 96美元，西太銀行消費者信心指數在四月單月急挫 12.5%，創疫情以來最大跌幅，職位流失憂慮達十年高位。

查默斯說，五月十二日的預算將以壓縮 NDIS增速作為最大節省項目。但就在上週，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親口排除了對 NDIS設立入息審查的可能性，理由是不願向有輕度自閉症或發展遲緩子女的家庭施壓。立場可以理解，但邏輯上這意味着最根本的結構性改革已被預先封死。

澳盛銀行經濟部主管博埃頓（Adam Boyton）說得直接：新推出的各項成本補貼措施，預計規模高達 100億，「新措施的成本將超過任何節省」。

一個在繁榮期每年加速借貸的政府，一台把稅收和補貼對同一批人反覆洗牌的機器，加上即將到來的滯脹逆風——30,633澳元的人均稅負，澳洲人買來的，是一份長達十年的赤字承諾，和一本愈來愈厚的賬單，留待下一代清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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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國家」（the lucky country）這個說法，原來出自霍恩（Donald Horne）於 196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只不過，幾十年來澳洲人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卻幾乎從未察覺霍恩的本意是一句諷刺。他的原話是：「澳洲是一個幸運國家，由二流人物管治，卻跟著運氣一起好運。」他批評的，是這個國家的繁榮從來不是靠制度優越或政策高明掙回來的，不過是坐享資源天賜、歷史機遇，從未真正「賺到」自己的好日子。

六十年過去，霍恩的諷刺已被澳洲人徹底消化成一句自我吹捧，成了旅遊廣告、政治演說、啤酒罐上的金句。AAMI的廣告人大概也是帶著同樣的幽默感，把這句話借來用一用——當壞運氣來臨，至少還有保險公司兜底。

問題是，今天澳洲人面對的，已經不再只是擋風玻璃被冰雹砸碎那種小倒霉。

澳洲國立大學（ANU）最近發表的一份民調報告，調查了3,662名澳洲人，結果令人警醒：澳洲人對生活的滿意程度，目前低於新冠封城時期。首席研究員比德爾教授（Professor Nicholas Biddle）說，澳洲人向來有一種「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樂觀心態，但這種根深柢固的樂觀，在當前的局勢下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且消失的程度，比疫情期間更深。

數字層面更加觸目。近五分之三的澳洲人認為，五十年前的生活比現在好；差不多同樣比例的人，預計五十年後的生活會比現在差。至於下一代能否過得比自己更好，悲觀者與樂觀者之間的差距已擴大至 46個百分點，2008年時這個差距僅為19個百分點。換言之，在短短不到二十年間，澳洲社會對未來的集體想象，從審慎樂觀滑向了深度悲觀。

與此同時，有 34.9%的澳洲人表示，以現有收入應付日常開支存在困難，創下這項調查的歷史新高。更弔詭的是，儘管目前失業率只有 4.3%，卻有 26.8%的受訪者擔心失去工作——這個比例，與 2020年疫情最嚴峻時期相若。換言之，澳洲人不是因為真的失業而恐慌，而是在相對穩定的就業市場下，依然感到朝不保夕。這種焦慮，是一種更深層的制度不信任，而非單純的經濟困境。

調查的時間背景同樣重要。這一波民調在今年三月進行，正值美國、以色列與伊朗衝突升級、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油價飆升之際。這場地緣衝突，已直接衝擊澳洲的燃料供應和日常物價。對一個九成以上液態燃料依賴進口、國內戰略儲備僅夠數十天使用的國家而言，霍爾木茲海峽的每一次波動，都不是遠在天邊的國際新聞，而是每一個司機、每一個家庭的口袋問題。

在這個背景下，阿爾巴尼斯政府正面臨著一個幾乎無解的財政困局。一方面，燃料危機帶來的連鎖壓力需要政策回應；另一方面，預算空間已極為有限。工黨政府在正常時期若要節流，往往考慮削減國防開支——但在當前地緣政治高度緊張、AUKUS協議需要維繫的形勢下，這條路幾乎不可行。

於是，NDIS（國家殘障保險計劃）成了政府不得不動的一塊。

這個計劃原本是工黨引以為傲的旗艦政策，與國民醫療保險（Medicare）並列為澳洲福利國家的兩根頂樑柱。然而，由最初預計的 46萬受益人，膨脹至今天的 76萬人，每年開支已達 500億澳元，增速持續在 8%以上。塔爾博特·米爾斯研究公司最新的民調顯示，在各項政府支出項目中，NDIS被澳洲人評為「最不物有所值」的一個：Medicare獲 79%受訪者認為物有所值，NDIS只得 42%。更有 61%的受訪者同意，這個計劃「已經爛掉，而且耗費過多」。

民意如此，工黨便找到了政治上的掩護，可以對自己一手設計的計劃動刀。前黨魁、計劃始創人之一的索頓（Bill Shorten）也公開表態，主張把責任推給「騙徒、欺詐者和罪犯」，而非殘障人士本身。政府目前正考慮將 NDIS年增長上限從 8%壓縮至 5%，並在預算案中正式落墨。

這一切，指向一個澳洲人開始不得不正視的現實：所謂幸運，從來都不是永久保障，而是一種必須不斷維護的條件。霍恩在六十年前已經說清楚：當一個國家的繁榮只靠運氣支撐，而非靠制度、靠政策、靠艱辛的集體選擇，那麼當運氣轉向，代價是所有人一起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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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點是去年十二月的邦迪海灘恐怖襲擊。襲擊發生後，柯民斯政府迅速立法，授權警方在指定區域限制示威活動最多三個月。他的目標明確：禁止「全球化因提法達」（globalise the intifada）這句口號在雪梨街頭出現。他說這句口號是仇恨的召喚，是暴力的前奏。他的心情，不難理解。但問題不在心情，在方法。憲法學泰斗特威米教授（Anne Twomey）在立法委員會審議期間已明確警告：以保護社區免受冒犯、傷害社會凝聚力為立法目的，在憲法層面站不住腳，因為這將直接壓制政治表達。

政府聽了，然後照推不誤。結果一如預期，法院推翻了法例。這已是柯民斯政府在同類議題上的第二次敗訴——去年十月，授權警察驅離宗教場所「附近」示威者的法例，同樣被最高法院裁定無效。輸的不是立場，是執行。

要理解柯民斯的處境，就必須看整個澳洲在這個議題上的版圖。六個州，六種應對方式，背後的邏輯卻是同一本算盤。聯邦層面，阿爾巴尼斯政府的《打擊反猶太主義、仇恨及極端主義法》今年一月以 116票對 7票通過，設定了底層架構，重點針對仇恨組織和宗教官員煽動暴力。昆士蘭的克里薩富利（David Crisafulli）政府走得更遠，把「全球化因提法達」和「從（約旦）河到（地中）海」兩句口號明文寫入刑事法，最高判兩年監禁。維多利亞的艾倫（Jacinta Allan）政府則選擇擴大警察在示威現場的權力，同步推進民事反誹謗機制——但聯邦法院今年一月已裁定，維多利亞警察宣布整個墨爾本市中心為「指定區域」長達六個月的做法，屬無效。西澳和南澳？沉默。

西澳和南澳的沉默，不是因為兩州的政府對猶太裔澳洲人的處境漠不關心，而是因為推動立法所需的政治壓力，在那兩個州根本不存在。這個「政治壓力臨界點」，由三個條件疊加而成：人口規模、地理集中度，以及組織動員能力。根據 2021年人口普查，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各有約 28萬穆斯林人口，分別佔州人口的 3.4%和 4.2%；西澳只有 5.2萬，佔 1.9%；南澳更少，2.7萬，佔 1.5%。數字的差距已經明顯，但更重要的是地理分佈。雪梨西南走廊——拉肯巴、奧本、賓士鎮一帶——和墨爾本北部走廊，已形成高度集中的票倉。10萬人散落 100個選區，每位議員感受到的壓力微乎其微；同樣 10萬人集中在五個搖擺選區，就能左右選舉結果。西澳和南澳的穆斯林社群分散，在任何單一選區都構不成關鍵威脅。加上兩州欠缺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那種成熟的社區組織網絡、清真寺動員機制和工會協作關係，街頭的不滿無法轉化為議會的壓力。沉默，是選舉算術的必然結果。

英國 2024年大選，是這套邏輯最赤裸的示範。在穆斯林人口佔 30%以上的 21個選區，工黨得票率從 2019年的平均 65%，暴跌至 36%，跌幅達 29個百分點。南李斯特、布力般、杜斯伯里（Dewsbury）等傳統工黨鐵票倉，先後被挺巴勒斯坦的獨立候選人奪走。澳洲的 2025年聯邦大選，已出現同一個劇本的前奏：「Muslim Votes Matter」及「The Muslim Vote」在 32個選區動員，維多利亞州韋斯（Wills）選區的工黨議員，選區重劃後多數票縮至 4.6%，西雪梨部分選區的穆斯林選民比例高達三分之一。柯民斯說他不想再在法庭上輸。但他真正不想輸的，是選區。

現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北方。昆士蘭的法例已通過，兩名示威者已被落案檢控，但尚未提出憲法挑戰。克里薩富利政府的立法方式本身已埋下隱患：修正案在議會開會前一夜才拋出，只有七天諮詢期，工黨被剝奪審議兩句具名口號的機會。人權法律中心直指，選擇性禁止兩句阿拉伯語及巴勒斯坦政治口號，可能同樣面對憲法隱含言論自由的挑戰。新南威爾士已輸了第一局，昆士蘭的考驗還未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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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簡潔有力，情緒精準，選舉效果可期。但它回答的問題，與澳洲移民危機的真實成因，相距甚遠。

先從數字說起。澳洲國立大學移民研究員甘倫（Alan Gamlen）在 2023年末發現了一個幾乎所有政客都忽略的事實：疫情五年間，抵澳移民總人數是 260萬，比疫情前五年少了 23.6萬。所謂「移民失控」，在入境端根本找不到支撐。淨移民數字居高不下的真正推手，在於離境人數。簽證人士不走，系統的出口堵塞了，淨值才會異常偏高。

而堵塞出口的，正是兩屆政府的主動決策。莫理遜政府向所有臨時簽證持有人提供一年延期，大幅擴大工作假期簽證資格；阿爾巴尼斯政府在 2022年將學生畢業後的工作簽證從兩年延至四年，結果 25萬人申請了較長年期，政府在 2024年才知錯糾正，但為時已晚。前移民部副秘書長里茲維（Abul Rizvi）的評語是：「聯盟黨踩油門，工黨剎車太慢。兩黨都有責任，但兩黨都不願認賬。」

積壓的案件，怎樣看都是行政治理失敗。

泰萊卻選擇了另一條路來批評。他援引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式的語言——來自「自由民主國家」的移民較可能認同澳洲價值，來自獨裁政體的移民風險較高——並以此為依據，主張加深審查、將價值聲明法律化，甚至揚言挑戰聯合國難民公約：「我們將決定誰值得獲得保護。」

問題是，泰萊大概不是很了解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原文。

亨廷頓在 1993年的論文中說得清楚：文明是「人類群體中最高層次的文化歸屬」，既由語言、歷史、宗教等客觀要素界定，也由人們主觀上的自我認同構成。文明認同是內化的、歷史的、集體的，不是護照上蓋的章。在邊境設置一道以「原籍國政體」為準的過濾器，去判斷一個人的文明歸屬，在亨廷頓自己的理論框架裡站不住腳。

更弔詭的是，亨廷頓原文明確提到：逃離納粹與共產主義的猶太難民，正是來自「非自由民主國家」。若套用泰萊的標準，他們會被攔截在門外——而他們恰恰是最渴望自由民主價值的一群人。香港人、臺灣人、伊朗的世俗知識分子，面對的是同樣的諷刺。

而且，就連文明衝突論本身，也不支持泰萊的邊境篩選邏輯。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政治社會學家盧斯（Josh Roose）專研極端主義與公民身份，他的結論是：「極端主義的挑戰，並非來自以極端主義者身份移民來澳的人。」真正的激進化，發生在澳洲境內，針對的是在本地長大、經濟前景較弱、被網絡激進伊瑪目鎖定的第二、三代年輕穆斯林男性。用邊境審查去解決一個本質上是社會整合失敗的問題，是把藥開錯了地方。

斯坎隆基金會（Scanlon Foundation）近二十年追蹤澳洲社會凝聚力的數據，也不支持泰萊的結論。51%的受訪者認為移民「太多」——但這是數量的不滿，而非來源地的不滿。支持多元文化主義的比例仍高達 85%，且在所有移民群體中均超過 80%。最出乎意料的一組數字：來自非洲和中東的移民中，95.7%認為學英語對「真正成為澳洲人」至關重要，高於本地出生者的 85.6%；來自南亞和中亞的移民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度達 51.2%，而本地出生者只有 36%。

基金會行政總裁漢考克斯（Anthea Hancocks）說：「數據告訴我們的，與人們以為的，有很大的落差。」

泰萊提出的，是一個選民並未大規模要求的解決方案。他在回應的，是邦迪案後的社會恐慌，而非一個系統性的民意轉向。他的真正受眾，是一國黨的潛在選民，以及懷念何華德時代修辭的傳統保守派。盧斯指出，這套語言在澳洲政壇消失了將近十年，它的重新出現，不是因為問題改變了，而是因為選舉算盤改變了。

亨廷頓在文末寫道，西方最大的錯誤，是試圖把自身的價值包裝成普世真理，強加於其他文明——這反而會激起反彈，加深斷層線。泰萊的方向，恰恰是在澳洲境內人為劃出一條文明斷層線，把行政系統的失靈轉化成文化對立的敘事。

真正諷刺的是，斯坎隆的數字告訴我們，那些被泰萊隱含標記為「高風險」的移民群體，往往比本地出生者更信任政府、更重視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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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太平洋銀行的經濟師韋爾斯（Ryan Wells）只用了四個英文字概括就業數據：暴風雨前的平靜（calm before the storm）。

這幾個字，精準得令人不安。

三月份的勞動力調查，是在三月一日至十四日之間進行的。中東戰事於二月二十八日爆發，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油價急升。換言之，這份數據在實質上是「戰前境況」——它記錄的，是衝擊到來之前那個世界，而不是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世界。

勞動市場從來都是滯後指標。韋爾斯解釋得很清楚：價格衝擊先衝擊家庭消費，家庭緊縮開支後衝擊企業利潤，企業縮減新招聘，最後才是裁員。這條傳導鏈需要時間。即使企業對前景悲觀，也不會立即解僱員工，因為重新物色和培訓人手的成本極高。西太平洋銀行預測，失業率將於今年下半年升至平均 4.9%，並持續至 2027年。

從 4.3%到 4.9%，雖然只是 0.6個百分點，但換算成真實人口，意味著大約八萬人從今年下半年起將面對失業。這不是統計數字游戲，是八萬個家庭的賬單、租金、和超市收據。

布洛森（Paul Bloxham）——滙豐澳洲首席經濟師——的分析報告，標題同樣是「暴風雨前的平靜」，但他在報告中直接點明儲備銀行面對的困局：通脹已然過高，短期內還將繼續急升；與此同時，信心的急墜預示增長放緩，只是幅度難以估算。他的預測是，儲備銀行將於五月再度加息。

這正是令局面格外棘手的地方。

儲備銀行副行長豪澤（Andrew Hauser）在華盛頓國際金融協會的論壇上，說了一句罕見坦率的話：「供給衝擊很難向公眾解釋清楚。通脹會更高，經濟活動會放緩，我們將會變得更窮。這個故事裏沒有什麼好消息。」他補充，「在通脹本已高企、民眾對此已積怨頗深的情況下，這一切更加難以處理。」

儲備銀行面對的是一個近乎沒有好棋可走的局面：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是地緣政治事件，不是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問題。但由伊朗衝突引發的油價飆升，若不加以壓制，將推高通脹預期，讓本已高企的物價更難壓下。偏偏繼續加息，又直接壓縮正在掙扎的家庭的還款能力。

Capital Economics的亞太區高級經濟師舒亞（Abhijit Surya）說得直接：「通脹有望於年中接近 5%，加上通脹預期同步上升，進一步收緊政策的理據仍然充分。」但他也承認，勞動市場滯後於經濟活動，「裂縫的浮現需要一段時間」。

換言之，當裂縫終於浮現，已是經濟不行之後。

事實上，裂縫在另一套數據裏已清晰可見：消費者信心與企業信心，在最新月度讀數中雙雙急挫至疫情低位。信心數據領先就業數據，往往以季度計算。這意味著，今天這份看似穩健的就業數字，與幾個月後我們將要面對的現實之間，存在一道我們正在跨越、卻看不見的門檻。

查默斯同一天在華盛頓發表的聯合聲明，呼籲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告誡各國避免囤積燃油。聯署國包括英國、日本、瑞典、荷蘭、芬蘭、西班牙、挪威、愛爾蘭、波蘭及紐西蘭。聲明措辭審慎：「即便衝突得到持久解決，對增長、通脹及市場的影響仍將持續。」

這句話，才是最值得記住的一句。即使霍爾木茲明天重開，衝擊已在廣傳之中。供應鏈、信心、就業，都不會因為海峽重開而即時復原。

數字在三月仍是平靜的。這份平靜，是因為暴風雨尚未到達，而不是因為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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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從地下抽出來，不能直接倒進飛機的油箱。它需要經過煉油廠提煉，才能變成噴射燃油。煉油廠的利潤，是成品油售價與原油成本之間的差額，業界稱為裂解價差（crack spread）。正常年份，這個差價相對穩定。但霍爾木茲海峽封閉帶來的衝擊，同時打擊了兩個環節：原油供應減少，中東的煉油產能亦同步受阻。雙重衝擊疊加之下，成品油的供應缺口遠比原油本身更大。

結果是什麼？根據澳航的披露，噴射燃油的裂解價差，由今年二月的每桶 20美元，飆升至高峰期約 120美元。即使原油價格完全不動，光是煉油這個環節，每桶燃油的成本已經多了一百美元。澳航買了保險，但保險只保了一半的風險。另一半——而且是這次危機中漲得最兇的那一半——完全暴露在外。

財經版面每天都在報道布蘭特原油的走勢。但裂解價差，不是人人都留意到。

這不只是澳航一家公司的問題。任何依賴成品油的行業，都有同樣的暴露：航運、物流、農業機械。我們以為自己理解能源風險，其實只看到了原油這一半。從原油到燃油之間的那個煉油環節，平時隱形，危機時卻可以令一家對沖了九成風險的公司，仍然面對八億元的額外支出。

與此同時，同樣面對燃油急升的潘國三大航空——國際航空、東方航空、南方航空——卻在削減澳洲航線的同時，大舉增加飛往歐洲的班次。原因不是它們更懂對沖，而是它們根本燒不了那麼多油。繼續獲准飛越俄羅斯領空，令亞歐航線縮短數小時，在燃油成本急升的時候，這條走廊就是護城河。再者，有了國家補貼提供緩衝，潘資航空公司在西方競爭對手節節收縮之際，反而得以擴張。

這場危機的輸贏，在地緣政治格局形成的那一刻已經注定。與市場效率無關，與對沖策略無關。

澳洲是這場危機裡結構上最脆弱的一群。沒有戰略煉油儲備，沒有本土煉油產能可言，沒有俄羅斯領空，也沒有國家航空公司可以吸收衝擊。我們以為盯著布蘭特原油的走勢圖，就掌握了能源風險的全貌。霍爾木茲危機告訴我們，影響比我們想像的更大。

討論霍爾木茲危機對澳洲的衝擊，輿論的焦點幾乎清一色落在同一個地方：布蘭特原油價格。油價升了多少，儲備能撐多少天，政府有沒有啟動應急機制。這些都是合理的問題，但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前設——能源風險等於原油價格風險。

澳航的遭遇說明，這個前設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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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留言，比任何政策文件都說得清楚。澳洲住屋問題的核心困局不是沒有人知道答案，而是沒有人真的願意承受解決問題的代價。

澳洲最大公積金基金 AustralianSuper的行政總裁施羅德（Paul Schroder），在澳洲廣播公司的播客節目《That’s Business with Alan Kohler》中說了一番話，與這條留言遙相呼應。他說：「賭場有句話，莊家必贏。我說，在澳洲經濟，『樓宇』也必贏。」

施羅德管理的 AustralianSuper，資產規模逾 4,100億元，是全球最大型資產擁有者之一，旗下 370萬名成員，幾乎每四個澳洲家庭就有一個。他不是在發牢騷，他是在陳述一個結構性事實。

施羅德在節目中提出了一組數字，值得每一個關心澳洲經濟的人認真思考。澳洲 GDP約 2.7萬億元，住宅市場總值卻高達 12.3萬億元。美國 GDP約 31.4萬億美元，住宅市場總值約 55萬億美元。兩相對比，澳洲的失衡程度，遠比美國嚴峻。

為什麼「莊家必贏」？因為澳洲約三分之一住宅背負按揭，每一筆按揭都以樓價為抵押，整個銀行體系的信貸基礎，就建立在住宅估值之上。一旦樓價大幅下跌，不只是業主受損，銀行資產負債表、信貸市場、整體消費信心，全部連帶受衝擊。

這就是為什麼施羅德說，當人們口口聲聲要「改善住屋可負擔性」、「希望樓價下跌」，那是「無稽之談」——不是因為他們的願望不合理，而是因為在現行架構下，這個願望與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邏輯根本上互相矛盾。

讀者留言說的，施羅德也說了：想要樓價跌，先想清楚代價由誰承擔。

過去 25年，澳洲所有新增財富，幾乎全部流入虛高的樓價，而非生產性投資。施羅德說，這是資本配置的根本錯誤。1990年代，每新增一個人口就建成 0.75個住宅單位；現在不足 0.4個。雪梨樓價與收入比，從 1970年代的兩倍，升至今天的九至 9.5倍。租金應佔收入 30%、按揭應佔 35%，但現實分別是 33.5%與 45%。施羅德的診斷是：供應面 40年的怠忽，才是根源。

「如果你連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你什麼夢想都建不起來。」這句話，說的不只是年輕人，還有大量年長獨居女性，同樣深陷其中。

播客主持人科勒（Alan Kohler）在節目中提出一個大膽設想：AustralianSuper替成員建房，讓他們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逐步還清，退休時完全擁有物業，整個過程作為公積金儲蓄的一部分。

施羅德沒有否定，但設下兩個條件：其一，不能讓其他成員補貼，基金成員之間的公平性不容妥協；其二，不能淪為勞民傷財的白象計劃。他的結論是「公積金與住屋並行，而非二選其一」，相信存在一個甜蜜點，讓公積金資金協助更多人更快上車。

但他明確反對把公積金「用於」住屋的極端論述。退休保障與住屋政策，各有其邏輯，不能互相蠶食。「我們需要的是公積金與住屋，不是公積金或住屋。」

這個區分，在政治上往往被故意模糊。把公積金「用於」買樓，聽起來是幫助年輕人上車，實際上是用右手掏左袋——減少退休保障，換取一次性的置業機會，而樓價本身並沒有因此下跌半分。

施羅德在節目中還透露了另一件事：AustralianSuper已在使用 Claude（Anthropic的 AI系統）分析企業過去 14年的年報，在數秒內找出管理層試圖隱瞞的財務變化。一個守護 370萬人退休生活的機構，已經在用 AI做原來需要大量資深分析師才能完成的工作。施羅德說：「笨公司用 AI裁員，聰明公司用 AI培養更強的人才管道。」但他沒有正面回答：大多數公司，是聰明的還是笨的？

他的研判是，科技業從業者在 AI衝擊下首當其衝，電工等藍領工種反而前景看好。這個判斷，與 Anthropic創辦人兼執行長阿莫迪（Dario Amodei）近期訪澳時談及的 AI文明風險，構成奇特的張力——一方在談 AI的投資回報，另一方在談 AI帶來的存在主義威脅，兩人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住屋危機與 AI衝擊，看似兩個議題，實則指向同一個問題：在一個「房子必贏」、AI加速替代白領工作的社會，靠雙手和腦袋向上流動的路，正在同時從兩端收窄。上一篇《努力無用論》問的那個問題，在這個脈絡下，有了更沉重的迴響。

潘國的故事，是澳洲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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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這一位友好，回到雪梨繼續記者工作。幾年後，拿起電話，撥給一間遙距醫療診所。不到十分鐘，確診注意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

史密斯現在調職為《澳洲金融評論報》的健康版編輯，這個十分鐘確診的經歷，是他親身測試的結果。他如實回答問診問題：難以專注、容易被事情淹沒、家族中有人被診斷為 ADHD。電話那端的醫生說：「聽起來你確實有這個症。」隨即發來兩封電郵——一張可樂定（clonidine）的處方，以及一份預約精神科醫生的表格，收費 895澳元，另加 255澳元的初診費。醫生甚至建議：「如果你試過朋友的 ADHD藥物而且有效，那就是你的診斷了。」

如果連一個在威權政府壓力下出生入死、見識過真實恐懼的人，也符合 ADHD的診斷條件，這個診斷究竟在量度什麼？

根據澳洲衞生部提供的數據，2025年全年透過藥物福利計劃（PBS）開出的 ADHD藥物處方達 670萬張，涉及 837,937名患者。2021年，這個數字是 327,067人。四年間，患者人數增加了逾兩倍半，且每年增幅持續加速。ADHD藥物目前佔 PBS年度總開支的 2至 3%，單是一種名為 Vyvanse的藥物，2025財政年度便開出 220萬張處方，政府為此支出 1.67億澳元。

這不是社會對某種疾病的覺醒，説到底原來是一門生意。阿德萊德大學兒童精神科醫生祖雷丹尼教授（Prof. Jon Jureidini）在網上識別出逾 700間 ADHD診所。招聘廣告開出每天保底收入 3,800澳元的條件吸引精神科醫生入職，承諾龐大的即時病人流量。私人評估費用介乎 1,000至 3,000澳元，幾乎保證確診，幾乎沒有後續跟進。正如祖雷丹尼所言：「病人替你把一切都做好了，他們勾選框框，你說你有 ADHD，然後收取高昂費用。」

公共系統的輪候時間長達兩年，將真正有需要的人推入這個幾乎無監管的私人市場。政府透過 PBS資助藥費，卻讓私人診所賺盡診斷費，完全是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人壽保險業的精神健康索賠，由 2019年的 12億澳元急升至 2024年的 24.2億澳元，整個保障體系正在承壓。

問題的核心，工黨議員費蘭達（Mike Freelander）說得最坦白，他是執業兒科醫生，同時主持聯邦國會衞生政策委員會：「有時候藥物更多是用來控制行為，而非幫助孩子專注和學習，而這並非總是好事。」而祖雷丹尼則說出了更深的結構問題：「我們不會想是職場出了問題，而是想是員工出了問題。」

ADHD已成為一個受人推崇的標籤——比起抑鬱或焦慮，它更容易被接受，甚至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天才」的光環。當英國政府在 2024年十二月已下令進行臨床審查，質疑「正常行為是否被過度病理化」，澳洲卻仍在討論是否進一步放寬，讓全科醫生也可開立處方。

史密斯在上海簽下那份文件時，從來沒有人問他是否有 ADHD。那個深夜的恐懼，是真實的。但回到雪梨，接到一個十分鐘電話，恐懼就變成了一個診斷，然後變成一張處方，然後變成一筆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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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不是這樣運作的。當 312個加油站掛起「柴油售罄」的告示，當農民擔心收割機沒油開動，當礦場在盤算備用燃料還能撐幾天，總理必須被看見在做事。飛去新加坡，就是「被看見」的成本。

問題是，飛去新加坡，改變不了澳洲的燃料困局。

澳洲每天消耗約 110萬桶液態燃料，柴油佔年銷售量的約 57%，進口依賴度高達 89%。全國只剩兩座煉油廠——智朗（Geelong）的 Viva Energy廠和布里斯班萊頓（Lytton）的安博（Ampol）廠——本土生產只覆蓋約 10至 20%的需求。以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31個成員國計算，澳洲的燃料儲備量是最低的一個：汽油約 39天、柴油約 29天、航空燃油約 30天。阿爾巴尼斯坐飛機去新加坡，航空燃油儲備又少了一點點。

新加坡是澳洲最大的汽油供應國，佔進口量約 55%；南韓則是最大的柴油供應國，每年輸出約 8.3億升，臺灣位居第二，約 4.2億升。阿爾巴尼斯告訴媒體，澳洲向新加坡提供約 32%的液化天然氣，新加坡則向澳洲供應約 26%的精煉燃油——這段互相依賴的關係，是談判桌上澳洲僅有的籌碼。

但這個籌碼，有一個根本限制。

新加坡不產原油，約 70%的原油進口自中東。南韓亦然。整個亞洲，約 80%的石油源自中東。換言之，澳洲以為找到了可靠的供應商，卻忽略了一件事：這些供應商，跟澳洲共用同一個命門。任何一個打擊亞洲煉油供應鏈的事件——無論是地區衝突、航運中斷，還是出口限制——都同樣打擊澳洲。澳洲在這條鏈的末端，卻以為站在安全的位置。

這是結構性的錯覺。

黃循財的承諾，已道盡外交所能做到的一切，也道盡了它的限度：他說，會持續向澳洲供應燃料，「只要上游供應維持正常」。這句話翻譯過來是：新加坡沒有辦法承諾它控制不了的事情。而上游，從來不在新加坡手裡。

那麼政府實際在做什麼？

四月九日，阿爾巴尼斯在出發新加坡前，在萊頓煉油廠宣布了一項安排：政府以澳洲出口融資機構（Export Finance Australia）作為中介，為安博和 Viva Energy在現貨市場採購燃料提供差價合約擔保。意思是，兩家公司去買比平時更遠、更貴、或者不確定能否快速轉售的貨，政府保證它們不會虧損。

這是合理的應急安排。把採購決定留給有交易員、有進口碼頭、有全國分銷網絡的私人公司，遠比政府自己去現貨市場搶貨要明智。安博和 Viva Energy加上英國石油（BP）和埃克森美孚，四家批發商合共供應澳洲 85%的燃料。讓他們去做他們本來就懂得做的事，是對的。

但這是小修小補。澳盛銀行商品策略師海恩斯（Daniel Hynes）估計，若燃料進口量較需求下跌 20%，澳洲柴油儲備將在約十月份跌破臨界水平；若跌幅超過 40%，柴油將在八至十週內耗盡。他認為供應鏈的衝擊要以月計，不以週計。「有一部分供應，將從市場上永久消失。」

即使局勢緩和，物理上的鬆綁，比外交上的鬆綁，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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